城市化与垃圾危机

编按：房地部计划在柔佛泗隆（Seelong）、吉打新文英（Semeling）以及彭亨格宾，兴建废料再生能源厂（WTE）。废料再生能源厂以焚烧方式处理垃圾，因此是焚化炉的一种。这些废料处理措施在兴建前也需做环境影响评估（EIA），确保避免污染及干扰居民及环境等课题。

为让公众更深入了解垃圾处理与焚化炉，本刊特邀专栏作者撰述此文，希望读者垂注，并引起讨论。

【永续发展】

经历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政治动荡之后，2000年代东南亚的经济重新腾飞。过去二十年，东南亚的区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伴随着科技发展，人民生活显着改善。尽管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不争的事实是大量人口摆脱贫困，物质生活水平获得明显的改善。

许多地方也经历快速的城市化。2000年的时候，东南亚城市居民只有约两亿，占全区域总人口的38%左右。二十年后，超过一半的东南亚人居住在城市里，城市人口总数达3.4亿，接近全球5%的总人口。如果城市化继续以这种速度攀升，到2030年城市人口或会达到接近60%。

垃圾随者城市化而增长

经济增长、商业繁荣和社会发展的背后隐藏的是巨量的资源消耗。东南亚的能源消耗总量在二十年里增长高达116%，远远超过全球的增长速度（41%）。随着消费行为的改变，工业产品的消耗更是节节上升，城市固体废物（MSW）的急剧增加已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挑战。

在东南亚，许多城市固体废物最终都送往毫无管理可言的露天倾倒（open dumping）垃圾场，只有部分进入有系统管理的大型垃圾填埋场。

马来西亚全国垃圾填埋场占用的面积接近1200公顷，大概有两千个足球场那么大。然而更令人担心的是，露天倾倒的垃圾场占用的面积是填埋场的两倍，即四千个足球场之大。

这些没有妥善处理的垃圾不但破坏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还带来了极大的水源污染风险。这些垃圾场的渗滤液可能含有大量氨。氨一旦进入生态系统，会改变原有的生态系统，破坏原有的平衡。而且由于城市垃圾存在有害物质，除氨外，渗滤液还含有汞等毒素。这些毒素有可能污染饮用水源，严重伤害动物和人类。

远离市中心的垃圾填埋场或多或少减少城市固体废物未经处理而引起的各种恶劣问题。然而，许多没有完善管理的垃圾填埋场无法有效的控制因城市固体废物里有机物质（比如食物残渣）分解而释放的甲烷气体。甲烷吸收太阳热量的效率是二氧化碳的84倍，大量甲烷排放会极快地加速气候变化。

低效的城市垃圾处理也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大型垃圾场对周边居民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带来诸如气味、烟雾、噪音、虫子和供水污染等危害。大部分时候，城市附近的乡区和低收入地区都会成为丢弃城市固体废物的目标地。

笔者曾经造访数个露天倾倒场和垃圾填埋场，其中露天倾倒场的环境异常恶劣。在一个位于河口的垃圾场，住着不少不知原本来自何方的居民，其中包括小孩，靠着双手捡拾筛选垃圾为生。

垃圾焚烧发电设施方案

城市的垃圾处理问题如果没有妥善处理，可持续发展实在无从谈起。有着完善管理的垃圾焚烧发电设施（Waste-to-Energy Incinerator，WTE）是一种可行的方案，比起露天倾倒和填埋有着许多优势。

近年来，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在世界各地迅速增加，为许多城市缓解处理城市固体废物的压力。除了节约土地、减排和降低水源污染的风险之外，垃圾焚烧还可以发电，实现“循环利用”。而且，与太阳能和风能相比，垃圾焚烧发电设施不存在间歇性供电的问题。

目前，全世界有八百余座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处理全球约11%的城市固体废物，发电量为429TWh。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垃圾焚烧发电设施是一举两得的选择。相对其他再生能源，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可以一次解决垃圾、能源和气候问题，因而其所需的补贴和成本，综合来说可能比起其他选项要来的低廉和划算。

但是，如果烟气净化和灰渣处理不充分，垃圾焚烧可能排出有害气体和污染物，引发环境和健康事故。按技术而言，实施严格的污染控制措施，可以大幅度降低这些风险。

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项目一样，监管措施有可能不到位。为了降低成本，一些地方出现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在控制污染方面的严重过失，相关企业没有按照工作流程规范，导致焚烧过程排出有毒气体，引起集体的健康问题。

更甚的是，许多案例中，垃圾焚烧发电设施计划并没有采用社区参与、透明的公开协商和决策方法。在大多数项目中，许多技术上的详细信息是不公开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保密，或选择不太可能出现公众反对的地点，以规避反对。这种方式在计划曝光后大幅度降低公众信任度，为居民带来强烈的危机感。

结果，许多垃圾焚烧发电设施计划遭到社区强烈反对，选址也因此成为难题。公众对企业不信任，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也缺乏信心。世界各地不乏针对焚化炉的抗议活动，甚至在有些地方最终演变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导致项目失败。

应对策略

想要实现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带来的好处，除了实际地提高污染控制技术，并加强监管，相关应对策略目前有二。

其一，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设计前提需要符合当地城市生活垃圾成分的特点，配合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减低污染风险。控制最终进入焚烧厂的垃圾成分，整体上可以降低污染控制成本。

目前，绝大部分的东南亚居民没有垃圾分类的意识。这导致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在垃圾收集、垃圾预处理和残渣处置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

至少，不可降解的垃圾，比如玻璃、塑料、金属等这些不适合直接焚烧的材料需要提前分类。这种简单的分类已经足够大大减少有毒物质的排放，降低污染物处理的成本。当局需要有意识的从垃圾源头开始做出布局和战略规划，不能本末倒置，用简单的思维期待WTE可以一次性通过焚烧一切来解决垃圾问题。

其次，当局需提高社区参与度，推行公开和透明的交流，提高垃圾焚烧发电设施计划的正当性。除了提供各种书面信息，当局可以开放场地给市民了解废物处理过程，比如允许甚至邀请市民和媒体到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场地观看整个过程。

在中国一些城市，这些措施确实有效改变公众对垃圾焚烧的看法。甚至，当局可采取合适的补偿政策，有效补偿当地居民的潜在损失，平衡风险和收益，提高公众接受程度。

东京的垃圾战争

60年代，东京的垃圾战争也许能够为东南亚各国带来启示。那时候的东京由于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太快，垃圾的产量开始远远超过处理厂能够消化的能力，大量垃圾并没有妥善处理。其中江东区是东京主要的垃圾堆填区，区内在60年代中期甚至出现极为严重的苍蝇问题。

然而，各区居民都不愿意政府在区内建设垃圾处理设施。其中，杉并区的垃圾已经超过本区设施可以应付的能力，而区内居民又坚决反对在区内建造焚烧厂，所以垃圾只能送往江东区处理。

为此，江东区居民开始建设路障阻止来自杉并区的垃圾运输车。结果，杉并区的垃圾无处可去，留在区内无人处理，导致恶臭盈天。到最后，政府下了最后的通牒，在各区建设垃圾焚烧厂，确定了“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的原则。

此后数十年里，日本大力发展垃圾焚烧。中央区的垃圾焚烧厂，就建在离皇宫不远处。然而，在建设初期由于缺乏足够的认识，垃圾没有妥善分类，在焚烧过程中排出大量有毒气体，导致居民的生活和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由于焚烧厂就在市中心，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处理垃圾，东京人已经毫无退路。为此，东京展开轰轰烈烈垃圾分类运动，从此彻底地改变城市的生活方式，成为今天为世人所熟知的、全球最为干净的城市。政府立法规定焚烧厂必须公开各项指标，开放工厂让居民参观，并设定严格的规范和检查。

2000年代以后，东南亚的城市化越演越烈，城市像磁铁一般吸引小镇和乡区的人力和资源，成为国家经济增长、商业繁荣和社会发展的绝对核心。随着城市化加速，垃圾处理、能源消耗、气候变化等几个关键挑战紧密相连，如何最大化效果和最小化成本是东南亚各国迫在眉睫的问题。诸如垃圾焚烧发电设施这种机遇与风险共存的选项，将继续考验当政者们的治理能力。

吴浚生（Goh Chun Sheng），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可持续发展博士，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目前在马来西亚双威大学主管可持续发展管理硕士课程。主要研究兴趣在于生物经济发展和环境修复的交叉领域，特别关注婆罗洲研究。 最新的著作为《改造婆罗洲：从土地开发到可持续发展》，将于 2022 年底由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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