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邪恶两极之间：读韦伯的省思

【零思掠影】

这几年在台，相较于大学时期，颇为关注各种政治大事的舆论环境。从启端的香港反送中运动，至最近的佩洛西访台引发的诸多争议的观察中，不无发现纵然有诸多价值系统的冲突、碰撞，追根究底是由“正”“邪”二元对立概念，组成划界与认同的光谱。

单就香港反送中运动来看，“蓝”“黄”，“中国人”“香港人”的划界承载极度本质化的道德义务及“正义之名”的价值判断。（这一看法亦受到《香港反送中左翼败北的系谱：翻译、转型与边界》（台北：唐山出版，2022）的启发。）可是，行动者划界，甚而是正邪价值的判断，是否能一再省思所处立场的文化意义，避免陷入“绝对化”的囹圄呢？

敌我划界的“正义”

不管是否经由独立思考，抑或随众地基于群体认同的需求，个人选择了相应的阵营，自然而然地会认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那方。这样的现象并不奇怪，正常人决然不会基于“邪恶之名”，而充满为之献身的道德义务（或许可如同Joker冲撞体制的邪魅，亦值得引人追随？）。关键在于，这种划界实践与信念认同，有愈来愈激进化的倾向，形成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丝毫没有任何交流空间。

一旦人认定某一实践立场，似乎只能导向彻底否定对立面的局势。吊诡的是，双方都基本认同自身所处的立场无疑代表“正义”，甚至都可能认为所采取的行事、想法，是付诸于某种充满意义的“价值”，嘲笑、讽刺、谴责“邪恶”的对立面是极度疯狂、非理性且不道德的（或者什么不爱国、不人权、不进步云云）。

然而，当面对同样的问题或局势，又会采取类似的行动，而这一行动是与其所信仰的“价值”有所冲突的。许多人浑然不觉，实际上换了个实践的立场，都会采取与眼中的“邪恶”近似的行为。那么到底其所认同的“正义”，又否正如其所信奉的那般，是充满道德上的优越感呢？

比较有深刻体会的，是俄乌战争的观察。中华胶一边高喊世界和平，一边以戏谑、嘲讽的态度，甚而用“收留乌克兰美女”的下流言论，图文并茂式地调侃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乌克兰人。群众疯狂言论，理所当然地受到许多从“生命”为出发点的强烈谴责。

同一场域，高喊声援和平，一边同样以戏谑、嘲讽的态度，图文并茂调侃在乌或有生命威胁的中国人——认为乌克兰人民有枪可能射杀他们，只能伪装成日本人。

此时此刻，毋言有什么对于生命的敬重，战争残酷的反思，不啻成为棒打邪恶落水狗的群众狂欢，正义使者高举“生命”“和平”的正义之名，却对于无辜受到国内言论牵连的在乌中国人，毫无同情之心，这是否反映决定他们价值判断的关键点，其实不在于“和平”、“生命可贵”等价值，而是“反中”呢？

实际上，政治立场正义与否，远比同情受到战火波及，同样境况的“人”——不对，在他们的世界里，“中国人”似乎不在考虑范围内。

同样的事例，面对安倍晋三遭枪杀的网民反应中，更为露骨。中国人对于安倍逝世的消息各种无人性、同理心的狂欢，在此应无需多作说明。然而，同样谴责的声音中，亦有诅咒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逝世的声音，认为假若是习主席遭遇相同的下场，他才会庆祝。毋言发表这类言论者，可能前脚才以“不应不尊重逝者”的理由，谴责那些在新闻底下嚷嚷“安倍死得好”的网民。

归根究底，倘若这类人是基于“庆祝恶人死亡”为出发点，发表相应的言论，那么反对者们同样以他们眼中的“恶人”逝世，作为反击的根由，这二者究竟有何区别？不都是基于政治立场，而忽视“逝者已矣”尊敬生命的价值？那是否某一立场就可有因“正确”而获得道德优越感？

总的来说，驱动他们实践类似行为的，远远不是什么价值，而更主要的是政治立场的捍卫，或是己见所认为对邪恶的制裁罢了。

二元思维的价值观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这类现象很是苦恼，尤其站在所谓“世界人”的角度，不知该如何为各种毫无多元关怀的极端本位认同，给予相应切合的解释（如果能有解方，则更佳，但至今寻觅无果，只能一再反躬自省）。

总认为非理性的“信仰”纵然少有苟同之处，不过此等献身的终极意义，理应是值得尊敬的。可是现今社会往往也不在是遵守“信仰”与否，更多在于立场先行式的敌我划界，以致一种黑白分明，正邪独立的二元式思维主宰著整个社会舆论，毋论是否能够进行首尾一贯的价值讨论。

就网络观察而言，激进的极端化并无遏制的现象，从各种嘲弄、出征，造神运动等等，总觉得这类敌我分明的对立现象不仅止于现实生活的政治立场，甚至蔓延至整体的生活方式。

信者时时刻刻都必须遵循著“取这个神来服侍”（韦伯语）的诫命，却总以神之名来合理化自身与对立面几乎同质的行为。只要把对立面的都看作是非“人”的他者，那么自身的正义毫无疑问就能得以彰显，但对于到底作为“正义”符号的各种神祇，需要有哪些价值内涵，往往是作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跳脱个人好恶，层层剖析来看，不脱于政治立场的划界。许多时候，往往所见之“事实”，乃是从个人主观价值判断所映射出去的。无论上下左右，皆认为所视即为“正确”，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理所当然地“以理杀人”。大至国家兴亡、左右意识形态互搏，小至偶像崇拜的主观喜好，不难发现如此不先正视事实，认为自身所信仰的才是无上价值的现象。

有太多案例表明，驱动著许多人实践的动机，并非什么民主、自由或是中国特色的口号，而是非常显著的政治立场。是故会有自言反对党国，信奉民主、自由者，却认为属意政党应该全面接管政坛；或是面对外来媒体的梗图嘲讽，展现如同他们所批评的敌人那般高昂愤慨的抵制——他们所不齿的极端民族主义形象。

更甚的是，有好一些人只不过是利益所趋，而选择相应的立场。此等情况则使得混乱的局势，变得更为恶劣。无需花任何心思去捍卫、辩护些什么，则颇似无根的浮萍，远远谈不上可自我澄清任何有意义的价值。

读韦伯的启发

或许行动者应当对于什么才是自身所处的终极立场，同时思考对立面会不会也是如此，而非断然以非黑即白，非我即敌的态度，做正邪二元的价值判断。我们活在“诸神之争”的世界，也只活在驱逐万恶撒旦，光耀“唯一必然之神”的魔咒当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于现代生活的洞见，具有另样的生命力。

我重读韦伯的过程中，似乎觉察到现代人如何在各种竞争或冲突的生活世界当中，安顿己身而不陷入群众疯狂的清明。既然我们每个人都一定程度是生活在特定文化规范的“文化人”，所采取的立场背后，必定蕴含了“价值”，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那么是否每一个立场的道德意义都是“相对”的呢？

本篇无意为任何立场作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仅有感许多时候正邪对立的立场之间，彼此所依正义之名衍生的道德优越感，容易混淆事实及价值二端，而蒙蔽于某种政治好恶或意识形态的迷网之中。

对于很多人而言，所谓之“中立”只不过是一种近似“假道学”的置身之外，虽然言明不表态、不选边，却可能忽视权力位阶、历史恩怨等关系，无形之中助纣为虐。中间派无论是否清醒、理性，免不了就必须应对左右两方的夹击，而双方皆不讨好，某种程度上当不成和事老，还落得个“乞人憎”的下场。

下文想藉由韦伯学说的省思，将要作出如是表明：价值判断的“中立”并不是不表态，而是个人澄清价值观的预设、前提及限定，并且对于自身的价值选择及判断，皆有清醒的自觉。如此面对任何挑战及责难，才能全面承担选择之果，并且能真诚且全心贯彻自身的终极立场及意义，宣告：“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页237）

马克斯·韦伯的大名与成就，无需赘言。他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更几乎是必读名篇（翻译及引文皆自钱永祥编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I）》），著重处理现代人如何基于“价值中立”（亦有翻译为“价值自由”或是“免于价值判断的自由”）与“责任伦理”，讨论除魅后的世界，学术与政治有何“意义”，以及应如何献身于“志业”的问题。

此处主要是借鉴韦伯一些真知灼见，进而讨论价值多元的时代里，该何以清明自处的基本条件。

“价值中立”的现代处世意义

韦伯讨论“价值中立”，主要表示学者或教师在从事工作时，必须免于个人主观立场及价值倾向的主观判断，保持“客观”的自律态度和学术底线。乍看之下似乎颇有价值冷漠的“中立性”：从事学术工作就不应该涉及任何价值判断，只能限定于事实因果关系的探讨，追求“纯粹”的学术。

不过，韦伯的用心之处并不在于“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决定献身某“志业”的每个人，必须满怀信念及热情，去承担相应选择的责任，并遵守“价值中立”的前提：主观好恶之外，对于学术——揭示事实之因果关系——的场域，必须依照专业原则来从事志业，以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页162）。

换句话说，既然每个现代人都是身处在除魅世界的“文化人”，一切“终极而至最崇高的价值”，或者对于个体而言，赋予生命以认为“有意义”的部分，都免不了有特定的终极立场。

那么关键在于，不是我们到底能否用超脱的态度来审视诸多价值及立场，而是个人能寻觅并坚持自身的终极立场及价值，并以前述“自我的清明”（态度）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责任），去追求“那掌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页67）。

白话而言，即以切实且自制的态度，面对自身之选择，澄清“为什么”选择如此立场，而非如彼立场。除了相关职业的底线，更重要的在于，忠实地正视自我终极立场与的任何基于信念付诸实践的前提，在踏入诸神之间永恒斗争的战场之前（显然价值多元的世界，不会有任何“唯一”以及“全能”的神），人应当所持的清明——正如哲学的原意——“瞭解你自己”，于各种相互冲突、斗争的价值之中，澄清自我的价值选择及终极立场，交代判断的最终核心。

假若存在内在矛盾，或是逻辑上难以有一致性，所持的判断依据与实践之间肯定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应当一再对自身行动自省：何以会顺从“召唤”呢？那应当是基于某些终极价值，以理性调节热情，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只是盲目随众或主观好恶的群众疯狂。

我想，能用更为简单的话概括当中的含糊之处：理解自我和他人立场的文化脉络及因果关系以后，再面对各种批判及挑战面前，坚守及阐明自己所认定的价值观或立场的终极意义。

然而，往往现实情况是变成单纯、满怀热情的“正义”及“邪恶”两端选边站的，当中“之间”的冷静客观审视及论辩，不是不复存在，则是对于双方陶醉于认同之自我满足而言，实乃无关键要的。人们自身成为价值之最终仲裁者，深陷钱永祥所言“纵欲”（价值率性）与“虚无”（价值麻木）的绝对化，都只不过是自鸣正义或规避选择的责任。

诚实地承认自身立场或对立面的某些“事实”（其一最明显的，民族主义。许多人嗤之以鼻，甚至用为攻击敌人的绝佳武器，却又无法认清自身其实也是站在某种立场的民族主义，作相应的判断，以致只是在单调、排他的敌我、华夷、东西之争自以为“清醒”而已），承认必须在这个条件下自处，并作出相应的选择，无碍此为“信仰”之真；总比以某某之名行相反之事，来得平实。

诚如韦伯所言：“如果一个人缺乏勇气去澄清自己的终极立场，转而用软弱的相对主义论调，减轻这个义务，那就是规避智性诚实这个平实的职责”。（页167）如此道理，何止于“学术”（科学）呢？个人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抱持的终极立场，以及对所信奉之神负责，无疑是“责任伦理”的精髓所在。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所列出的从政三性质：热情、责任感激判断力，不啻正是避免个人陷入某种“没有结果的亢奋”（与“纵欲”的形容相当）之中，保持坚毅的自我克制，“政治‘人格’的‘强韧’（页221），首要便在于拥有这些性质”，以避免挪目的（信念）为手段（工具）。另一个情况是，许多目的无法圣洁化手段（这也是韦伯对于“革命”的批评），那么对于为完成远大目的所导致的后果，有多少人愿意承担其责，而非一意孤行地陶醉在对他人（尤其对立面）的肆意批评及谴责？

避免成为自己所讨厌的“怪物”

“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的名言常常用作解释上述的诸多情况。然而，对于到底该怎么避免“成为怪物”，似乎过于空泛。

毕竟许多时候，人是不会认为自己行“恶”，或是以“正义”之名能够圣洁许多恶端，例如动辄国家大义而断亲，听到粗话便认为没文化之类的，总在于“观念正确”则行为具有道德意义的单线性行动意义。

据此，不当以任何道德涵义或标准去判断该不该成为“怪物”，反过来而言，如果一个人真的经过冷静的深思，决心要成为“怪物”才能战斗，守护对自己而言的重要事物，并能够正视成为“怪物”的种种后果，此等坚毅承担，应当值得尊敬。“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页167），韦伯如是道。

我总以为，恰是承认服侍的神并非“唯一”，才造成尔今极端分裂的局面。或许，百年前韦伯见解的现代意义，于生活层面而言，正是指出这个平实的道理：“如果有人企图在没有新的、真正的先知的情况下，谋划宗教上的新的力量，那么，会出现的是将是一种在心灵意义上相似的怪物，唯其后果更恶劣。”（页166）

韦伯所指的，当然是讲台上的先知，可是当今世道，我们又何尝缺少各种各样，奉各种既定立场为狂热宗派，并以此宣扬正义和真理的“先知”们呢？

成不成为怪物，或许不是主要问题。当很多人都沉醉在成为屠杀怪物的“勇者”正义的狂喜潮流之中，或许就该审视自己是否已经成为——从另一个立场来看，不得不屠杀的“怪物”了。

王智霖，现留学台湾，彳亍漫游芸芸众生茫茫视界，偶尔失眠熬夜写字吐槽、评论、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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