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中被召唤的“末基劳”们

黄国富刊载: Dec 15, 2022 10:29 AM

【凝视世情】

“第15届大选见证了马来青年选民的崛起，他们以反殖战士末基劳的短剑精神，希望推动民主变革。”新政府成立后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面书发文，再次提及末基劳精神，暗指巫统年长世代被行动党所代表的共产意识形态所蒙蔽，与希盟共同悖离马来人穆斯林的利益与信仰。

伊党此类论调并不新鲜，论者已指出，这是以“去殖民／反殖民”之名包装排他本土主义。在选举期间各方激烈的相互攻防下，国盟以此为基调攻击敌对政党，使得此论调从选前到选后频密出现与持续发酵。

从国盟在马来半岛东海岸与北部掀起的“绿色海啸”来看，此论调相当程度上奏效，且其效应或将持续下去，尤其接著六个州选举将上场，此类选举语言将不断衝击社会各群体间的裂痕及互信。

【凝视世情】

真实生活的窘迫与期待

今年六月起，在本土热映的电影《末基劳》，获得众多观众捧场，取得近亿令吉的破纪录票房。电影直白表达马来族群的集体不安与深层恐惧，需以马来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信仰为支柱，团结对抗内外敌人。虽然电影中对他者的贬抑与失真，引发不少争议，但其所获得的共鸣，相当程度上是对自身处境的投射，显现了马来社会当前的部分心理与情绪状态。

过去国阵长期执政下，马来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权贵小圈子享受优渥与奢侈的生活，但许多长居乡区或半城乡的马来人，实质生活未必获得很大改善，且无法感受族群地位更有效提升，甚至觉得马来人主权／马来人至上的地位也受到挑战。

疫情前后许多民众的生活持续困窘，以及近年一马公司案等贪腐案件的审理，不断暴露权贵者肆无忌惮滥用权力的道德沦丧，两者对比更加添基层马来人被剥夺感。

年初俄乌战争爆发后，衍生的生活成本飙升与物资短缺等问题，纷扰的政局与政府无法快速有效回应，加深民间怨气。这些幽微的心理与情绪，更易受到政党有意识且善用社媒微影片的挑激，强化对贪腐的反感与宗教信仰的要求，也升高族群民族主义的情绪。

自认被边缘化的焦虑

“我们最怕的是子孙以后不知道可以住哪里，因为他们的居住地受到其他人所占有的土地包围。”；“马来人不是喜欢施贿的民族，所以他们总是受到边缘化。”

上述这段话与电影《末基劳》及国盟的论调很接近，也可见其延续性。它出自两年前彭亨州无证榴莲果农的土地争议中，由伊斯兰捍卫者组织（PEMBELA）副主席马斯利兹（Masridzi Sat）所表达的忧虑，他力促彭亨州政府对付劳勿的“非法占地”榴莲农，避免马来人的土地像巴勒斯坦穆斯林一样，受到“外人”侵占（文见）。

这些话语建立在马来人主权／马来人至上的前提下，慨叹与控诉马来族群面对内外敌人和被边缘化，成为这个国家的受害者，若不阻止这类情况的持续发生，将祸延子孙。此类害怕失去土地与主人身分的焦虑，涉及现在、过去与未来的自我认知和想像，即现世的人们若未坚持以道德的行动，捍卫祖先过去留下的土地与身分，将对不起未来的子孙们。这种焦虑在生活遭遇困境时更被凸显，衍生个人与族群尊严也将失去的悲哀及愤懑。

过往研究指出，近代民族国家存在一种相当常见的状态，即少数族群或外来移民因自身的边缘位置而心生不安和恐惧，而人数居多数的族群也经常认为，国家内部少数群体会联结外在庞大敌人威胁自身，因此在心理上自认也是少数，同样心存恐惧。于是，国家内部相互猜疑，各自觉得被边缘化，皆认为是他者迫害下的受害者，积累妒恨等心理和情绪，各群族间的芥蒂和误解更难以处理，使得身分认同政治成为民主改革的重要难题。

当一个社群／族群的成员越因外敌威胁而心生恐惧，以及因资源匮乏与内部竞争衝突而恐惧时，他们可能越容易强调群体的“纯淨”，以排除他者，强化群体的自我认同，且对于“不纯淨”更难以容忍和对多元更有疑虑，深怕族群被污染及生存遭挤压。

团结对抗内外敌人

在伊党等右翼力量高举马来人穆斯林权益至上的论调下，末基劳被塑造为勇于斗争与捍卫自身地位的征符号，鼓动马来人穆斯林团结起来，把内外敌人击垮，透过族群与宗教建立更“纯淨”的社群，恢复过往在这块土地上的地位，且除要有具道德感的英雄带领，也需所有人的共同付出，才能解除族群与宗教的存续危机，处理国家独立迄今仍未真正成为主人的悲哀。

因此，人们在真实的生存问题外，长期的心理、情绪与情感也纠结于生活之中，在选举的强烈敌我意识区隔中，更容易挑起情绪与蔓延此类氛围。

相对于被标签为贪污滥权的巫统与勾结外敌的希盟，被建构的土著团结党慕尤丁反贪腐与伊党宗教圣洁形象，以及更扎实的在地耕耘，使得国盟被认为更能代表马来族群与伊斯兰的优越性，更贴近马来人穆斯林需求与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选后联合政府的组成，民众对其信任感尚待建立，但在野联盟视其为各类敌人的结合，持续攻击联合政府，形成更清晰的二元对立态势。

需处理的心理与情感问题

安华领导的联合政府上任后，把施政重点放在实际民生问题上，“经济搞好就对了”的论调，有其合理性，确实也很重要，但有不足之处。

此想法的假设，是人类皆为理性的个体，每个人都想最大化自身的物质福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而政治是想尽办法最大化人们想要的物质福祉。但这类主导论述所提及的简单经济模式，未必贴近多数人的真实行为，因为当中还涉及心理与情感等元素，比如身分认同政治中对于承认的需求。

以承认统考议题来看，会有不少华人在意此议题，但其关注点或不是能获得多大实质利益的功利考量，更多地是心理与情感上的需求，一种华人社会整体长期不被承认的委屈感。

华社自豪于以自身力量建立起受外国肯定的华教体系，但长期的耕耘与努力始终未获国家正式认可，因此承认统考文凭更多地是心理上的慰藉，也象征族群地位在本土获得承认，其中颇为幽微的心理与情感，许多人未必说得清楚，但会有情绪的直接反应。

这类涉及情感结构的问题，需要时间梳理与疏解，政府也需要更多策略和资源投入持续耕耘，但若误以为把经济搞好就可解开各种问题，恐再落入“理性人”的假设困境，难以弥合社会的长期撕裂，无法专注于具体矫正过往有问题的制度与政策。

文化与艺术是处理身分政治及社会撕裂的重要领域，也是提升公民素养的基础，其中文化被视作为沟通的媒介，可以增进彼此的理解及凝聚人心，是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一环。但是在新政府的施政中，文化与艺术成为可有可无的事务，甚至在公布内阁成员时，文化与艺术领域竟被省略，后来虽归入旅游部，似乎被功利地视为发展旅游事业的陪衬，未见新政府著力改善族群间裂痕的思想准备与企图。

2018年希盟执政期后，希望透过善治专注改善全民的具体民生问题，让族群民族主义能过渡至公民民族主义。但显然这些作法并不足够，希盟快速崩解相当程度上与身分政治操作有关，如今联合政府上路，若无对策处理持续被挑起的民众心理与情感问题，恐重蹈覆辙。在目前政治情势下，这当然是个艰难的挑战。

黄国富，传播学者，自由撰稿人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