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大伯公街福德祠文史新探

【天南余墨】

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包括丹绒道光海珠屿大伯公庙正宫与大伯公街福德祠行宫（以下简称福德祠），现由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增龙五属会馆派代表组成董事会和代表大会，共同管理相关事务。

根据文献记载，大伯公街福德祠建于嘉庆五年，即1810年。最初仅有中央殿堂，1865年才重修增建。按《槟城散记》作者邝国祥所述，福德祠的建造背景，主要是交通不便、公路未通，为方便市民瞻拜，故另建此行宫。

目前，福德祠主祀福德正神及关圣帝君，同时也配祀花姑、拿督公、注生娘娘等神明。

晚近以来，福德祠相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不少学者如邝国祥、陈剑虹、王琛发、陈耀威、白伟权等，在相关领域均有深刻建树。从研究内容来看，这些主要文献集中于历史、民俗与建筑等方面，构成较为全面的研究框架。此外，谢诗坚的《槟城华人两百年》与廖文辉的《马来西亚华人史》等著作虽属次要研究，亦具参考价值。

尽管目前已有丰厚的研究积累，然而福德祠诸多未解之处尚待探究。对于文史研究者而言，主要在于史料考证及文献诠释之反思；对于公众而言，则关乎批判思维之省思。因此，我将在前人研究成果上，结合实地勘察与文献考证，从碑刻、签诗和文献三个层面，重新审视福德祠文史概况。

具体而言，我首先会以碑刻内容为基础，评析前人所录文献的得失；其次，通过对签诗字义的训诂与考证，揭示其流传过程中的疏漏与误解；复次，通过福德祠与其他庙宇文献的比较，反思其传播过程的讹误与偏差。最终，再以这些论述，延伸出批判思维的价值所在。

反思碑刻

根据现有研究，福德祠曾于同治四年（1865年）大规模重修，留有《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宫碑记》碑刻一篇。白伟权称，此碑文之凑款，总共动员340余人，筹得银两约2700元。尤为可贵的是，捐款者不乏当时槟城的知名人物，如胡泰兴、郑景贵、许佬合等。有关成果，白伟权的《槟城大伯公街福德祠里的拿律大佬》已作详尽论述，颇具参考价值。

然而岁月流逝，碑刻文字多已漫漶，难以辨识。如此一来，碑刻录文更显珍贵。而有关碑刻的录文状况，早在1969年，饶宗颐所作的《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已提及此碑，惟云“碑多脱落，不录”。直到1985年，陈铁凡、傅吾康所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卷）》才有完整的图像与录文。但从图像不难看出，其保存状况堪忧，裂纹与剥落现象尤为严重，难以窥见全貌。2013年，张少宽再度抄录此碑，惟记载常有断句失当与形近讹误之处。总体而言，目前有关碑刻的录文状况，陈铁凡与傅吾康的抄录无疑更加严谨，也更接近碑刻的原貌。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再审视此碑，已有几许变化。其一，碑刻已修复，裂痕不再明显；其二，文字重上漆，大部分已可辨识；其三，部分后续添加之文字，仍有不通之处。例如，陈、傅二所录，“大伯公固粤汀都人士所借口祈福（口为不可辨识的文字）”；新修碑文作，“大伯公固粤汀都人士所借都祈福”。对比之下，重新添补的“都”字，似难贯通全句，疑有讹误；其四，透过新修碑文，尚可见前人无法辨识之字，而根据碑文的文例推测，这些文字，应为捐银数额。果若如此，今人或可承白伟权之统计，更上层楼，以拓新知。

大致而言，以上勾画碑刻之概况、录文之情形，以及今昔之对比。研究发现，通过对比新修与旧碑文，能够辨识出的文字比前人更多。但这也提醒我们，碑刻修复过程可能也引入新错误，不容忽视。

反思签诗

按民间信仰学者林国平所述，签诗亦称为求签、占签或签占，是古人通过某种传统方式预知未来的传统方式。宫庙寺院中，多备有签谱，供信士求卜。

在古代，无论帝王将相，抑或平民百姓，凡遇困惑、难题，或在生活旅程中遭遇艰难险阻，常常前往庙宇烧香磕头，恳请神灵指点迷津，或祈求庇佑，逢凶化吉。求籤占卜，便成了窥探天机的常见途径。民间流传“跨进庙门两件事，烧香求签问心事”之俗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籤占在百姓宗教信仰中的举足轻重之地位。

根据统计，福德祠现有28支签诗，但其来历已难考证。通过网络资料的检索，可见福德祠签诗似乎与“福寿宫大伯公灵签”有所关联。但所谓“福寿宫大伯公灵签”的具体来源，亦未见确切记载，难以追溯其历史渊源。

尽管如此，这些签诗亦非全无剖析与研究的价值。例如，通过检索其文字，便可发现诸多抄误之处。大致而言，从训诂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多属“形近而讹”。

其中，第十四签“李沅太平宰相”就是相当显著的例子。回溯文献，似乎无法找到名为“李沅”的宰相。然而，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倒是有名为李沆的进士，后任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并在宋真宗即位后改任中书侍郎。根据记载，这位李沆秉性刚直、行事谨慎，深受重用。而签诗作为民间流传的通俗文本，通常会选用更为人熟知的历史人物作为表征。因此，是否可推测“李沅”应指“李沆”？

除此之外，第十四签之诗文亦有可议之处。今日，无论是福德祠所沿用之签诗，抑或网络上所见的“福寿宫大伯公灵签”，皆作“幸遇文明世，当年豹变时。所行无不吉，何必问龟著。”乍读之下，全文无生僻字，简明易懂。然而“龟著”所指为何，实难辨明。虽“龟”与“著”字义，字典已有清晰解释，但无论从古义或今义剖析，皆难以厘清“龟著”一词之真意。

我认为，所谓“龟著”应为“龟蓍”之误。“龟蓍”指大龟与蓍草，均为古人卜筮时所用，常用以指占卜之事。此一意思，古代文献中有诸多记载。例如《易经·系辞上》云，“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檄移》云，“标蓍龟于前验，悬盘鉴于已然。”因此，从词义上来看，“龟蓍”不论如何都比“龟著”更为合适。

至于其他“形近而讹”的相关例子，还包括“萧王滹沱河”误作“萧王滹渡河”，以及“王冕苦读中元”误作“王獒苦读中元”等等，可见第十四签之讹误绝非孤例。大致而言，以上简略阐明签诗之定义、福德祠签诗概况及相关文字的训诂考证。研究发现，福德祠签诗及网络所见的“福寿宫大伯公灵签”，皆有“形近而讹”的问题。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需以训诂学和历史文献的双重视角，留意地方信仰文本的流变状况。当然从信仰角度而言，这类文字辨析实不妨碍民众求神问卜、祈福庇佑之心态，但从文献流传的角度而言，或许还有发人深省之处。

反思文献

马六甲三多庙位于大伯公街，建庙历史可追溯至1795年，至今已有200余年。根据相关记载，三多庙初创时名为“庆龙会”，至1857年扩建时更名为“三多堂”。1894年庙宇再次重修，定名为“三多庙”。

如今，三多庙主祀福德正神，还配祀华佗神医、观音娘娘、财帛星君及先贤禄位等等。此外，三多庙一隅也竖立着“海珠屿大伯公之墓”的神龛及碑刻，引人注目。

普遍认为，三多庙的“海珠屿大伯公之墓”与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颇有渊源。

文史工作者赖碧清曾言，“奇妙的是，爪哇岛不是印尼的爪哇却是海珠屿，而海珠屿不是与槟城大伯公的海珠屿相同吗？问过该庙理事，却无法获得明确的答案，被问的人甚至不知道槟城大伯公的由来。”王琛发亦云，“以马六甲海峡北部槟榔屿、吉打、霹雳等地都出现‘海珠屿大伯公’庙祀，对比马六甲三多庙因着马六甲河口外填海从乌贝岛迎回‘海珠屿大伯公之墓’石碑，会发现这些地方都是供奉‘海珠屿大伯公’，也就是纪念民间视为洪门先驱的三位早期人物。”三多庙董事也言及，三多堂与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所奉大伯公乃同一尊，源自同源香火。

然而，重新审视钟鉴衡于1949年发表的《马六甲三多庙考》一文，所呈现的记述却与前述观点有所不同。

根据钟鉴衡记载，清初时，粤地数人乘船至马六甲，途中三人卒，船员将尸体抛海。风浪骤起，船险倾覆，众人以为三尸作祟，见尸随船漂来，遂祷告承诺安葬，祈求庇佑。于是风浪遂息。因此，船抵海珠屿后，船员即捞起三尸葬之，立碑题曰“太伯公神位”。

以上记载，共有三个要点：

其一，三多庙之“海珠屿大伯公之墓”碑刻，原应为“太伯公神位”，未见“海珠屿”三字。由此观之，今日之碑刻，或已非复当年之旧貌。

其二，马六甲海域曾有一岛屿名为“海珠屿”。然而，“海珠”一词在中国古籍中屡见不鲜，作为地名十分普遍。如明代李时行之《秋夜宿海珠寺》、王弘诲之《同黎岱屿年丈海珠寺眺望》等，皆为例证。即便今之广东，亦有“海珠区”之名。由此可见，“海珠”这名称在不同地区和历史时期都有所使用，因此，马六甲的“海珠屿”与槟榔屿的“海珠屿”或许只是巧合同名，难以确认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历史联系。

其三，三多庙的“海珠屿大伯公之墓”与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似有差异。按通行之说，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庙所奉大伯公，乃传乾隆年间登陆槟岛之结义兄弟——张理、丘兆进与马福春。三人情谊深厚，常互访往来。某日，丘、马二人至张理处，见其已坐化于石岩，遂将其安葬祭祀。二人去世后，后人亦葬于张理墓旁，共同奉祀。然而，此传说显然与钟鉴衡所载“三多庙海珠屿大伯公”记载有所出入。故两庙香火同源之说，尚需斟酌。

大致而言，以上结合通行看法与传世文献，提出若干疑点。尽管仅据钟鉴衡之记载，然其中仍不乏发人深思之处。大抵言之，三多庙的“海珠屿大伯公之墓”与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应当无甚渊源。其理由有二：其一，两庙所奉的大伯公似乎不同；其二，“海珠”作为普遍名词，无法证明两庙有任何直接联系。果若如此，目前通行的看法，可能是后人附会的说法，尚需斟酌。

总结

李伯重曾言，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定论，而是在不断书写中展现其丰富面貌。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也说，“每一代人都需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提出新问题，追寻新答案。”希尔（Christopher Hill）亦有类似论述，“每一代人都需重写历史。过去的事件虽然未变，但时代已然不同。后人会对过去提出新的问题，并以不同于前人的方式加以理解与体会。”

由此可见，社会会向历史提出新的问题，每一代人也都会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材料和方法也在不断地改变，所以每一代人都会重写历史。当然，我无意重写历史，但旨在审视过往的论述，以求省思与启发。

综上所述，这篇文章基于前人研究，结合实地勘察，从碑刻、签诗和文献三个层面，反思福德祠文史概况。研究发现，主要有三：

其一，碑刻方面，陈铁凡与傅吾康的抄录较为严谨，但新修碑文中漫漶文字仍可补遗。其二，签诗方面，福德祠签诗与“福寿宫大伯公灵签”或属同源，然均有“形近而讹”之误，尚需考订。其三，文献方面，三多庙“海珠屿大伯公之墓”与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应无渊源，香火同源之说或为附会，有待更多史料佐证。

就公众意义而言，我旨在提出批判思维的反思。所谓批判思维，是一种质疑与理性思考的能力，它要求我们在接收信息时进行分析与解构，而非盲目接受。通过这一过程，我们能够辨别信息的真伪与偏差，区分事实与虚假，并以系统化的方法评估所见所闻。

从上述例证可见，日常参访、求签或阅读的资讯，并非无误。而且，许多资料在传承与流转过程中，常因时空变迁或人为疏忽而有偏差或误解。以上种种，皆为例证。

因此，面对这些信息，我们应保持批判性思维，审慎考证其来源与真伪。当然，这不仅适用于阅读文献，也提醒我们在日常参访或求签时，必须具备质疑与理性思考的能力。虽然文献辨析与历史研究是文史工作者的责任，但这种思维方式不应局限于学术领域。尤其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社会的信息流动速度与范围远远超越以往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培养批判性思维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必要素养，更是每一位公民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参考文献

白伟权，《拜别唐山：马来半岛的异域重生》，台北：一八四一，2024年。

傅吾康、陈铁凡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

邝国祥，《槟城散记（新编注本）》，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23年再版。

李伯重，《新史观·新视野·新历史》，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廖文辉，《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24年。

饶宗颐，《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见《书目季刊》第5卷第2期，1970年。

谢诗坚等编，《槟城华人两百年：写下海外华人历史第一页》，槟城：韩江学院韩江华人文化馆，2012年。

张少宽，《槟榔屿华人寺庙碑铭集录》，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13年。

覃勓温，柔佛新山人，现居槟城乔治市。现为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文史部主任、槟城社会科学研究院专项助理研究员。曾任南方大学专项助理研究员。作品收入《大马诗选2.0》、《复始之地：马华文学专题系列乡土篇》及《新马文学高铁之新诗》等著作。二〇二二年获颁王宓文纪念奖，著有诗集《夕惕斋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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