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燃放烟花、鞭炮无疑是华人社会的民俗传统，并随著华人社群移居和全球化贸易，流传到其他文化社会。虽然该习俗历史悠久，但烟花和爆竹的量产和普及化，却是近代工业化生产的现象，旧时代仅有皇室和贵族才有机会赏玩烟火。

回看马来西亚的烟花历史，早在英殖民时期就有厂商引进烟花，通常用于娱乐场所的商业表演、华印两族的民间庆典和官方庆典，但都由特定技术人员负责操作和燃放。

目前可追溯的最早管制法源，是殖民政府在1920年颁布的《轻微犯罪法令》（Minor Offences Act）条文，该法令赋予警察权力，限制烟花和鞭炮的燃放时间和地点，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共财产、私人财产以及公共安全。

同一套法令虽经过多次修正，但仍沿用至今，即当下的《1955年轻微犯罪法令》（第336号法令）。然而，随著希盟在2022年底二次执政，烟花鞭炮管制有了新的变化。刚上任的房屋地方部长倪可敏在2023年农历新年期间，向内阁建议放宽烟花管制，宣称可借此“增加过亿税收、杜绝黑市、增加佳节气氛和提升产品安全规格”。

外部性与公共安全

烟花合法化政策已满两年，政策目标是否已经达成呢？

由于官方并未提供数据，暂时无从得知合法化后国家税收是否有增加。反倒是黑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猖獗，价值不菲的走私烟花和爆竹非常普遍。此现象不禁让民众怀疑，税收真的增加了吗？黑市如此猖獗，又如何达至安全规格的管制呢？

尽管合法化所欲追求的目标是否达成让人存疑，但管制放宽两年以来，加上疫情缓和，经济逐渐复苏，民众购买力提升，烟花爆竹的消费日益普及，年头到年尾不同族群的节庆都可以轻易购得。连一些原本不燃放烟花的文化/宗教节庆，也开始追逐烟花爆竹所带来的剧烈声光刺激，确实为各佳节增添了不少“气氛”。甚至有民众认为，不同宗教、族群节庆都燃放烟花的趋势，充分展现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特色，应该相互捍卫各族群燃放烟花的平等权利。

但是，能提升佳节气氛，就是个好政策吗？未来如果成功打击黑市，税收增加，烟花与爆竹的管制就应该继续放宽吗？经济学所提出的“外部性”概念，或可帮我们更进一步厘清烟花和鞭炮这个议题。

所谓的“外部性”，也称溢出效应、外部影响、外差效应或外部效应，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行动、消费和决策，导致另一个人或社会集体受损（负外部性）或受益（正外部性）的情况。 换言之，社会成员，不论是组织或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的成本与后果，不一定完全由该行为人所承担或享受。

那烟花爆竹到底延伸出哪些外部性呢？

对喜爱烟花的民众来说，声光刺激固然是可欲的“气氛”，但对其他民众来说，却可能构成了睡眠和精神干扰，特别是那些在午夜后燃放烟花、鞭炮的活动。除了干扰睡眠，也有从事动物保护的人士提出，烟火爆竹的激烈声光对流浪动物和野生动物所造成的各种伤害。环保人士也再三提醒烟花和爆竹对环境和人体的破坏，比如槟城消费人协会在过去二十多年，就曾多次发文呼吁有关当局更严格管制烟花，减少燃放烟火对环境的破坏和空气污染。

空污不仅会导致呼吸道过敏或感染的民众病情恶化，也会直接增加健康民众的患病机率。就说今年农历乙巳年正月初九（西历2025年2月6日）的天公诞吧，进入午夜后，槟岛的空气素质指数（AQI）随著庆典集体燃放烟火而急速恶化，从原本低于60点，飙升到90多点，隔天早上继续升至超过100点的不健康水平。近几年气候变迁和全球暖化恶果日益显著，烟花爆竹的普及化和平民化，无疑是火上添油。

另外，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发生过无数跟烟花、鞭炮相关的爆炸事件，死伤不计其数。1991年雪州双溪毛糯光明烟花厂爆炸事件夺取26条人命就是其中一例。由于烟花具有易燃性，不论是生产、储存或燃放过程，对社区和公共安全都构成很大的风险，特别是现在流行的大型烟花，跟炸弹无异。

简言之，烟花爆竹的经济和消费活动具有强大的负外部性，对非销售者和非消费者极为不公平。单从烟花所造成的空气和环境污染来看，就连贩售者和消费者本身也难逃这两项公害的负面效应，他们自己或很潇洒毫不在意，但却不能忽视负外部性对公共安全和整体人口健康所构成的侵害。

限放禁放之争

如果我们都正视烟花和爆竹的负外部性，那么就得思考如何减少公害。

作为成熟的公民，我们理应有能力辨别什么事物对我们的社区和环境有益，什么又有害。理想地看，我们不需要国家公权力或警察来介入和决定我们该如何进行节庆。然而实施自我管制的前提是，民众不仅对烟花爆竹的负外部性有充分认知，还得具备自我节制的能力及意愿。

从现有的烟火爆竹消费现象和社媒的讨论来看，这两项前提条件似乎并不存在。不仅如此，甚至有不少人以“维护佳节气氛”、“捍卫族群/文化权利”来正当化烟花鞭炮。他们或许并非对烟花爆竹的负外部性缺乏认知，但往往主张“佳节应该彼此包容”，鲜少人主张要尊重他人的休息时间和睡眠需要，或尊重其他形式的生命。不论是包容论、维护佳节气氛论或族群文化权利论，都反映这些观点与视角的贫瘠，只把烟花鞭炮视为文化议题，非常重视烟花爆竹带来的立即的愉悦、娱乐效果，却完全无视其他面向，特别是对环境和动物的长期破坏。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烟花爆竹管制往往有禁放和限放的区别和辩论。所谓“禁放”，是全面禁止民众销售和消费烟火爆竹，仅允许官方庆典活动燃放，但往往又会让人质疑“使用公款消费烟花”的正当性。至于“限放”，各国有不同的限制模式和对象，除了根据安全标准限制可在市场流通销售的烟花爆竹类型，也限制燃放的时间和地点，目的不外乎减少烟花爆竹的各种公害。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最大的烟火出口国/区域，如中国、荷兰和欧盟，对烟火都有严格的管制，这现象或许并非巧合或偶然，而值得我们参考。

根据华人的传统，燃放鞭炮是为了吓走一种叫做“年”的神兽。这个仪式象征着在新的一年里抛开旧一年的坏事，迎接美好进步的新事物。然而，如果鞭炮和烟花有害环境和健康，我们就应该抛弃这个对社区和环境有害无益的仪式，这才是真正跟随“除旧迎新”这项传统的文化精髓，因为保护环境更符合进步迎新的精神。

傅向红，社会科学院讲师，专注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思考身体、疾病、公共卫生、记忆政治等议题。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