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权势能左右决策，法庭判定是SRC“影子董事”
吉隆坡高庭法官纳兹兰今天裁决，前首相纳吉的SRC案7项控罪被判表罪成立时表示，纳吉其实就是SRC公司的“影子董事”，享有左右决策的极大影响力和权力。
他在宣布纳吉须出庭抗辩的判决时说明，后者有能力说服SRC国际公司董事遵从一些重要的决策，比如把公司庞大的资金汇存在国外。
据他解释，那是法庭谕令纳吉针对其挪用SRC公司的4200万令吉，进而抵触3项刑事失信罪出庭抗辩的原因之一。
吉隆坡高庭法官纳兹兰今天裁决，前首相纳吉的SRC案7项控罪被判表罪成立时表示，纳吉其实就是SRC公司的“影子董事”，享有左右决策的极大影响力和权力。
他在宣布纳吉须出庭抗辩的判决时说明，后者有能力说服SRC国际公司董事遵从一些重要的决策，比如把公司庞大的资金汇存在国外。
据他解释，那是法庭谕令纳吉针对其挪用SRC公司的4200万令吉，进而抵触3项刑事失信罪出庭抗辩的原因之一。
纳吉在案发时担任首相、财政部长兼SRC国际公司名誉顾问。
委任自己为名誉顾问
法官纳兹兰提到，SRC公司的董事奉命行事并不奇怪，因为SRC公司的股东决策，是由纳吉本身通过其在该公司唯一股东，即财长机构（MoF Inc）的职位所提供。
“被告享有极大的影响力，并在SRC公司掌握了首要职权。他不仅仅是财政部长及SRC和一马公司（1MDB）的唯一股东财长机构，同时也因身为首相，而获SRC公司章程赋权委任和撤换公司董事，并是一些保留事务，如有任何修订时的咨询对象。”
“而身为首相和财长机构，被告也引入了全新的177条文，委任他自己为公司的名誉顾问。如此一来，SRC公司的一些策略性事务须寻求其劝告。”
把股东议决视为指示
“值得注意的是，董事的立场导致了有关决策。他们把身兼首相及之后成为公司名誉顾问的股东议决，视为一种指示或必须遵从的事务。”
“这致使被告完全符合了‘影子董事’的概念，或《刑事法典》第402A条文所谓意义上的董事。”
《刑事法典》第402A条文触及董事的定义和该法典中第405条文等有关刑事失信罪的相关字眼。
该条文对董事的定义是，任何担任公司董事职的人士（不论如何称呼），包括任何像公司董事一样采取行动和发出指示的人士、交替或候补董事，尽管有关人员的任命或资格存有任何缺陷。
今年6月11日，前SRC公司董事依斯米（Ismee Ismail）供称，公司章程纳入第117条文后，纳吉全权控制了公司的管理。
辩方反对影子董事概念
不过，纳吉的首席辩护律师沙菲宜（Muhammad Shafee Abdullah）之后表示，法官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做了不一样的诠释。
他说，辩方认为《刑事法典》第409条文的“董事”字眼，不能自由地诠释为包括影子董事。
“坦白说，我们预料会在这个阶段无罪释放。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提供的陈词是压倒性的。不仅有确凿的证据，在事实和法律层面来说更是具有压倒性的。”
“但你永远都无法预测到审讯（的结果）。是不是，我和另一个人的观点都可能会不一样。话虽如此，我们小心翼翼地聆听了法官的说法，当然我们要非常尊重他的观点。他听过了证词。他对事实和法律有不同的诠释。”
“比如我们常说，若要成为《刑事法典》第409条文脉络下的一名董事，你必须是一名真正的董事。”
“没有所谓的影子董事。因为‘影子’（董事）是民事法的概念，不曾出现在刑事法中。”
反指刘特佐才符定义
沙菲宜接着补充说，若真要谈“影子董事”，一马公司通缉犯刘特佐才是不折不扣的“影子董事”。
他也指控，SRC公司前董事聂菲沙（Nik Faisal Ariff Kamil）是另一个“影子董事”的例子，而身为纳吉AmBank账户管理人的后者并非纳吉的朋友。
沙菲宜点出，事实上聂菲沙是由刘特佐引荐给纳吉的前机要秘书阿茲林（Azlin Alias）。
“如果你要谈影子董事的话，这才是真正的影子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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