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精神双重压力：限行令与家里的“Kakak”
大马许多中上阶级家庭往往聘有俗称“Kakak”的家庭帮佣，在家帮忙照顾老人、小孩或接手家务劳动。这些女性工人同样难逃防疫限行令的冲击。
根据《当今大马》调查，这种冲击有截然不同的两面，有者工作量增加，甚至被剥夺了休息日，但有者却丢掉工作，陷入断炊的困境。
不但如此，限行令也切断了他们仅有的心灵寄托，无法再找朋友相互倾述和扶持，而那些失去收入的家庭帮佣，更在经济陷困之际，得独自承担附带的精神压力。
乌咪（Umy）来自印尼爪哇，她来到大马工作当家务工人（俗称女佣、帮佣）已有10多年，向来都住宿在雇主家。
大马许多中上阶级家庭往往聘有俗称“Kakak”的家庭帮佣，在家帮忙照顾老人、小孩或接手家务劳动。这些女性工人同样难逃防疫限行令的冲击。
根据《当今大马》调查，这种冲击有截然不同的两面，有者工作量增加，甚至被剥夺了休息日，但有者却丢掉工作，陷入断炊的困境。
不但如此，限行令也切断了他们仅有的心灵寄托，无法再找朋友相互倾述和扶持，而那些失去收入的家庭帮佣，更在经济陷困之际，得独自承担附带的精神压力。
乌咪（Umy）来自印尼爪哇，她来到大马工作当家务工人（俗称女佣、帮佣）已有10多年，向来都住宿在雇主家。
她接受《当今大马》电访时坦言，很庆幸自己有个好雇主，“我的老板对我很好，会给我吃维他命。”
休假日被迫“做白工”
但是，随着政府实施限行令，乌咪不再能够趁周末出外，以暂逃工作环境，给自己喘口气，反之，留在家里“做白工”。
根据她的过往经验，休假日若不出门，待在家中，雇主就会安排她工作。
她申诉，尽管有额外工作，但她却无望拿到更多的薪资，“这个月都不能休假，若休假日照常工作，那便是额外工作对吧？”
冀可以出外休息会友
“只是希望接下来两周的星期天，可以在家里休息。”
“那样的话，像我们这些做家务工的人也会感到开心。我只是这一点要求而已。”
乌咪每天平均工作14小时，唯有在星期天，才能褪去身上的洗洁剂与油烟味，离开家里去见朋友。
“现在不能见朋友了……平时我们都会到布特拉火车站（Putra KTM）附近的学校参与免费课程，学英语、电脑课程、手作品课程等等。”
煮饭清洁工作量增加
不但如此，来势汹汹的2019冠病疫情和限行令，也使得乌咪平常的工作量倍增。
乌咪在打理完家务事后，找到空隙接受《当今大马》电访。她说，受限行令影响，雇主一家人居家不外食，这导致乌咪必须为他们准备三餐。
“平时一周才煮两、三餐，现在雇主担心外食，我每天都得忙着煮饭，一天至少煮两餐。”
家务工不但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其工作范围也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
乌咪指出，同样当家务工的友人告诉她，雇主面对2019冠病疫情不断升温，内心惶恐，因此不断吩咐她们清理屋内。
“雇主担心有病毒，所以不断叫她们清理家里，实在是很辛苦。”
“学校停课，雇主孩子都待在家里，我们还要照顾小孩。2019冠病让我们的工作变多了，但薪资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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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不该要求工作
印尼移工权益组织“大马群岛人”（Serantau Malaysia）经理娥玛（Emma）告诉《当今大马》，乌咪的困境并非个案，许多家务工也都因为2019冠病疫情，丧失周假与休息时间。
“家务工原有一天周假，受2019冠病疫情影响，雇主因为害怕工人在外感染病毒，所以不让他们出门。”
“那原是工人的休假日，但因为她们不能出门，身处家中，雇主就会要求他们如平日一般工作。”
她表示，家务工人在应有的休息日，却得处理倍增的家务事，这令许多工人深感不满。
“如果你害怕工人出外会感染病毒，那你就让她们好好待在家里，而不是让她们在休息日增加工作量。”
“大马群岛人”是一个关心在大马工作的印尼籍移工的倡议组织。娥玛披露，该组织的75%成员为女性，在本地当家务工人。
外宿帮佣顿时丢工作
除了像乌咪那样的居家（stay in）帮佣之外，国内也有少部分家务工人则属于外宿（stay out）帮佣，意即后者不与雇主同住屋檐下。
这类外宿帮佣在早上9点至傍晚5点的清洁工作结束后，便可离开雇主家，回到自己的住处。
来自印尼的美兰蒂（Melanti，化名）就是外宿帮佣，她通过电话告诉《当今大马》，突如其来的限行令使他们失去收入。他们不在政府辅助和法律保障的范围内，却需照样承担房租、膳食费用、偿还中介费等。
“我们忽然停工，没有收入，可以向谁申诉？”
“比起病毒，更怕是挨饿。”
“政府不在乎我们，他们看不见我们，但我们也是这边的工人！我们也住在这，也贡献大马经济。”
忆起自己这两周的经历，电话另一头传来美兰蒂的哽咽声，“有钱人不会知道我们如何挨饿……比起病毒，我们更怕的是这段期间要挨饿。”
除了支付生活开销，她还需要寄钱回家，供养父母，而且身为单亲母亲，她还需独立抚养两个女儿。
“成了人人自危的社会”
询及为何疫情期间不能如居家家务工一般如常工作，美兰蒂说：“我们住在外面，雇主会担心啊，害怕我们曾和谁碰过面。”
她形容，当前疫情紧张，人人为了自保，处处警惕防范他人。
“即使是自己的家人，也会担心对方曾接触过谁，是否可能感染病毒。”
“如今的情况，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可言。各人只能照看自己。”
美兰蒂说，在孤立无援下，家务工更渴望回乡，待在家人身边。
“我每天吃泡面和面包……如果可以回去和家人在一起，至少不用担心三餐。”
三餐不继而想要轻生
美兰蒂透露，许多外宿帮佣顿失工作，困在自己家中，三餐不继，开始萌生轻生的念头。
“如果我们可以和朋友们见面相聚聊天，我们可能比较快乐。但因为疫情，我们不能见面，每个人都得和别人疏离。”
去年12月，非政府组织妇女力量（Tenaganita）曾促请前朝希盟政府修改《1955年雇佣法令》，将“家庭帮佣”（domestic servant）改作“家务劳工”（domestic worker），把外籍帮佣的权益纳入劳动法令中。
妇女力量执行长葛若琳（Glorene Das）曾指出，现有法律把“家庭帮佣”与“一般雇员”（employee）区分开来，导致外籍帮佣不受法律保障，薪资与福利易受剥削，其中包括不受最低薪资保障。
根据人资部发布的限行令指南，就算员工不在现有的劳工法令保障范围，雇主也必须按照劳资合约付薪。换言之，家庭帮佣即使不受雇佣法令保障，但雇主也必须在限行令期间支付全薪。
然而，现实中有许多家务工人，却如美兰蒂一样，无从向雇主索讨薪资，也无处申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