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方申诉纳吉控状有缺失，控方不解至今才提出
前首相纳吉的SRC案今天继续第三天的总结陈词。辩方首席律师沙菲宜指出，控方的控状有缺陷，导致辩方在抗辩中被误导，因此对被告纳吉不公平。
纳吉犯下的一项滥权罪，触犯《反贪会法令》第23条文，即纳吉使用其作为首相和财长的职权，通过政府提供担保，让公务员退休基金局（KWAP）借贷总共40亿令吉给SRC国际公司。
前首相纳吉的SRC案今天继续第三天的总结陈词。辩方首席律师沙菲宜指出，控方的控状有缺陷，导致辩方在抗辩中被误导，因此对被告纳吉不公平。
纳吉犯下的一项滥权罪，触犯《反贪会法令》第23条文，即纳吉使用其作为首相和财长的职权，通过政府提供担保，让公务员退休基金局（KWAP）借贷总共40亿令吉给SRC国际公司。
纳吉收到源自SRC国际公司的4200万令吉贿款，乃为上述滥权之酬报。
根据控状，纳吉是分别在2011年8月以及2012年2月，犯下此罪行。
该笔4200万令吉之后通过3次交易，在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之间，分别以2700万令吉、500万令吉以及1000万令吉汇入了纳吉的账户。
为此，沙菲宜辩称，控方的滥权控状其实含有两项罪状，即第一次在2011年8月的内阁会议上通过政府第一次提供担保，以及在2012年2月的内阁会议上第二次通过提供担保，以让公务员退休基金局（KWAP）分别两次借贷共40亿令吉给SRC公司。
一控状含二时段行为
沙菲宜进一步表示，不同于被控3项失信罪，分别涉及2700万令吉、500万令吉以及1000万令吉，纳吉是被控一项滥权罪。
因此，沙菲宜表示，由于这违反了控状重复原则，即一个控状涉及超过一项犯罪行为，因此整个控状都应该无效。
“如果法官判（纳吉触犯反贪会法令）第23条文有罪，他不会知道他是因为第一次的政府担保，或第二次的政府担保有罪。他不会知道，因为这都在一项（滥权）控状内。这是多么的偏驳。”
沙菲宜接着也提出，纳吉因为此案而受害，因为滥权控状并未说明是谁给他这4200万令吉的贿款。
“是谁给的贿款？（控状）并没有说明。”
沙菲宜陈词时也说，至今也不清楚到底是谁把SRC的4200万令吉通过两家公司，即Gandingan Mentari 以及Ihsan Perdana经过层层交易，最终才进入到纳吉的账户。
他表示，这一切“乱七八糟的情况”，看起来都是有目的。
“SRC公司和（纳吉账户的AmBank）银行两个机构，充满了各种疯狂。”
“这种疯狂情况时是有模式的吗？这疯狂的背后是谁（在操弄）？”
指聂菲沙为纳吉澄清
此外，沙菲宜也提出，反贪会调查官罗斯里（Rosli Husain）的证词也支持辩方观点，即SRC公司前执行长聂菲沙也否认纳吉涉及此案。
沙菲宜所指的是，罗斯里在去年于法庭上供称，反贪会曾在2015年于印尼雅加达向聂菲沙录供。
“聂菲沙在雅加达给供。那（聂菲沙的供词）比我们（辩方）所有证人的供词都还要好得多。”
“聂菲沙否认纳吉知道那些钱是来自SRC公司。”
控方应撤销三洗钱罪
沙菲宜也认为，应该撤销纳吉的3项洗钱罪，因为这些控状都是取决于其他控状，但有关控状并未定罪。
“除非你可以证明确实是有犯罪，不一定是纳吉，但任何其他人犯了罪行，但这问题并未解决。”
“控方必须证明在收取这（4200万令吉的）钱，纳吉知道那是犯罪所得，无论是他自己或其他人。”
因此，沙菲宜表示，在这起案子，如果针对纳吉的其他控罪不成立，那洗钱罪也自然不成立。
控方声明滥权罪合适
控方副检察司西谭巴兰在陈词中反驳，控方只控纳吉一项滥权罪是合适，且并未构成重复犯罪行为，因为罪状就是使用公职谋取该笔总共4200万令吉的贿款。
他反驳，如果控方按辩方的建议将控状一分为二，将对纳吉更不公平，因为这将涉及8400万令吉，而非4200万令吉。
西谭巴兰强调，此案未有偏驳，而且辩方也并未遭到误导，更何况辩方只是在口头陈词的最后才提出这技术问题。
他也宣称，整个审讯已经说明纳吉在两项政府担保中，和SRC国际公司及4200万令吉流入其账户的关系。
“事实上，当4200万令吉汇出SRC公司时，SRC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而收款人（纳吉）也从未提出反对，这证明这是有意识的行动。这并没有什么混乱。”
“这一切会是如此情况，都是为了向世界涵盖罪行。”
西谭巴兰也强调，无论是SRC国际公司、Gandingan Mentari、Ihsan Perdana，甚至是纳吉自己，也没有对4200万令吉的交易提出任何法律行动。
此外，西谭巴兰也指出，纳吉作为前首相兼财政部长，不但是SRC国际公司的名誉顾问，也是一马公司的顾问局主席，而SRC国际公司原本是一马公司的子公司，后来在2012年才转给财长机构，由财政部所拥有。
法官定7月28日下判
承审法官纳兹兰聆听双方的陈词后，择订7月28日上午10点下判。
在本案，纳吉被控在担任首相任内滥权、挪用和收取SRC国际公司的4200万令吉资金，进而犯下1项滥权罪、3项刑事失信罪和3项洗钱罪。
一旦罪成，在刑事失信罪下，纳吉将可面对监禁最高20年、鞭笞与罚款；渎职滥权罪下，他可面对监禁最高20年、罚款1万令吉或不少于贿金5倍（视何者为高）；在洗黑钱罪下，他可面对监禁最高15年、罚款最高1500万令吉或洗钱款额5倍，视何者为高。
本案从2019年4月3日开始审讯，检方则传召了57名证人出庭供证。吉隆坡高庭法官纳兹兰11月10日裁定，纳吉在SRC案的7项滥权、失信和洗钱罪名表面成立，必须出庭自辩。直到今年3月11日，控方总共传召19名证人出庭。
2014年12月至2015年2月之间，共4200万令吉汇入纳吉的个人账户，而他因此被控洗钱。控方坚称，这笔钱是来自官联公司SRC国际公司。
不过，辩方一再强调，纳吉不知道钱来自SRC国际公司，反之，他一直都以为那是沙地阿拉伯王室的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