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血汗钱或继续留困：庇护所外籍帮佣的两难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在从事各行各业的移工当中，必须与雇主同住的家庭帮佣，更常陷入弱势的境地，没有机会逃离剥削、甚至伤害他们的雇主。

当初，他们因为憧憬更好的未来而离乡背井跨海工作；最终，不少人却只能两手空空地踏上归途。

即便是逃离残暴雇主的家庭帮佣，暂时留宿在政府、非政府组织或大使馆所设立的庇护机构时，也面对艰难的抉择：要暂时牺牲自由以争回权益，亦或是离开马来西亚，返乡展开新的生活。

庇护所里头的生活

周二晚上7点刚过，十来名妇女坐在走廊上，排成两排。

和往常一样，她们刚吃完晚餐，在吉隆坡印尼驻马大使馆旗下的庇护所里聊天，打发时间。

印尼驻马大使馆每天有数百人排队办理旅行证件。在熙熙攘攘中，这个庇护所鲜为人知，远离众人的视线。

它备有五间卧室、一个公共厨房、一间共用浴室、一间祈祷室，以及洗衣间。自从2019冠病疫情爆发后，也设有一个隔离房间，给新来的住户使用。

每间卧室的住户轮流煮食和打扫庇护所，轮值表就贴在墙上。她们不能到公共食堂购买食物。

墙上还贴着另一张看板，写有21条住户需遵守的条规，包括晚上10点就寝，没有允许下不得离开庇护所，不能更换房间，不能拥有电子设备。

印尼驻吉隆坡大使馆的辅导员礼昭（Rijal Al Huda）受询时指出，庇护所可以容纳最多50到60人。

他坦言，情况并不理想。

“一个房间可以同时住10到15人，有些人睡在有床架的床上，有些人的床垫则需铺在地板上。”

询及为何住户不能拥有手机等电子设备，礼昭则说，那是一种安全措施，“以免东西不见”。

他迅速补充道，住户可以使用庇护所协调员的手机，亦或是办公室的电话来打电话或发讯息。

他续说，大使馆也租下了另一所房子，用来安置带着孩子的母亲，或需要更多空间的住户。

走入大使馆的大门，就会看到保安亭有个白板，写着庇护所当时的人数。今年12月6日，里头共有29名妇女，以及3名孩童。

在第二间庇护所，则住着12名妇女。因此接受庇护者一共有47人。

截至今年12月3日为止，从庇护所被送回国者，累计共有321名妇女及孩童。

无力追究所有案件

根据礼昭，那些没有特别案件的庇护者，一般可在两周内离开；而面对更复杂的情况者，则有可能住在庇护所里超过一年。

礼昭说，在现有的案件里，47.7%涉及劳资纠纷；而24.38%则有移民证件相关的问题，比如证件遗失。

目前而言，本地和外籍家庭帮佣不受《1955年劳动法令》保障。

礼昭和移工社运人士都认为，这个法律漏洞促使许多家庭帮佣逃离剥削她们的雇主，有些人甚至放弃追回未支付的薪酬。

礼昭直言，由于大使馆聘请律师的经费不多，当局必需选择某些案件来处理，并放弃另一些案件。

“我们不一定会聘请律师，需计算利弊。一些案子我们会请律师；但如果是民事诉讼，比如追讨未给付的薪资，我们会先尽量自己处理，最后一步才是请律师。”

“首先我们会尝试联系雇主、中介，在一些个案中，我们也会跟劳工局沟通。”

礼昭续说，更加复杂的情况是，无证移工在本地获得非法聘雇的个案。

他提到，目前处理的一宗案子，这名妇女已经在庇护所住了近三年，其雇主否认曾经聘请她，双方为此纠缠多年。

“我们必须想尽办法来证实，该名雇主确实有聘请她。”

“我们已经做到了，目前我们正请律师打官司。”

“但随着2019冠病疫情爆发，初审时间换了好几次。我们知道我们的设备并不理想，因此让她们待在这里那么久，令人非常痛心。”

有人宁放弃追讨欠薪

礼昭（下图）透露，也有一些个案在与家人分隔多年后，案件仍无下文，因而要求大使馆直接送她们回家，放弃追讨雇主的欠薪。

“有三四宗个案，因为在这里待了太久，干脆放弃了。我们已经请了律师，第一步是要发出律师信。”

“在这个第一步后，他们得要在这里等上相当长的时间。最后她们要我们，直接送她们回国。”

 《当今大马》先前报道，在印尼驻马大使馆协助庇护所内的妇女所追回的欠薪中，有一宗个案遭拖欠的薪资高达10万6000令吉，是雇主累计了12年的欠款。

每个个案的欠款金额不同，追讨的方式也有所差别，包括调解、上劳工法庭，至于超过6年的欠薪，则需要透过民事诉讼索讨。

妇女力量（Tenaganita）专员约瑟（Joseph Paul Maliamauv）指出，该组织处理过耗时最长的案件，是代表一名来自印尼古邦（Kupang）的家庭帮佣诺娜（Nona），追讨2013年到2017年，逾3万令吉的欠薪。

诺娜是在2017年逃离其雇主，但她得来不易的自由并不长久。

在接下来的数年，她只能待在妇女力量的庇护所，一直到今年年头才回到印尼，而且不确定是否能拿回她的血汗钱。

“她一直被虐待，最后忍无可忍而逃离雇主，并在一名牧师的协助下找到我们。”

“在（案件）看不到尽头下，她要求回家。她说，‘我还要等多久，我要重新开始我的生活。’”

当初，诺娜的雇主承诺会给她每月550令吉的薪资，但她工作4年半以来，却从来没有收到一分一毫。雇主原本应该将9000令吉，即大概1年4个月的工资汇给她的一名家属。

妇女力量协助诺娜向雇主索讨欠薪时，巴生港口的劳工法庭在2018年8月，以诺娜是无证移工为由驳回了有关案件。

2019年，沙亚南高庭在审理他们的上诉时裁决，劳工法庭太早驳回诺娜对雇主的索偿。法官阿兹扎（Azizah Nawawi）也裁定，劳工法庭须审理无证移工的案件。

约瑟在妇女力量办公室受访时指出，诺娜的雇主已针对高庭的裁决提出上诉。

“这是案件目前的进展。上诉审讯已经展延超过一年了。”

即便诺娜的案件最终进入法庭审讯，约瑟点出，由于时间拖了太久，诺娜曾经受雇于那名雇主的证据也渐渐减少。

不过，约瑟强调，虽然劳工局据称已拒绝接受新案件，但高庭的裁决仍是无证移工把劳雇纠纷带上法庭的重要法律先例。

无论如何，寻求正当管道，并不保证家庭帮佣就能逃离剥削她们的工作环境。

“我的儿子叫我姐姐”

来自柬埔寨的玛丽（下图），是在2009年来到马来西亚工作，一心想着要存钱回家养大当时才三个月的儿子。

现在，12年过去，她还留在马来西亚，向雇主争取辛苦赚来的钱。

“老板没有每月付我薪资。我工作了九年，但她只是付我一些小额数目，比如50令吉、100令吉或200令吉。”

“我向老板讨薪水时，她说，‘你又还没有要回去，为什么要收那么多薪水？’我说没关系，我要自己留着薪水，用不用是我自己的事情。”

近10年来，玛丽不能使用手机，让她与柬埔寨的家人及孩子断绝了联系，也没有任何机会在马来西亚认识新朋友。

一直到2020年底，玛丽终于有了一台手机，她雇主的两名孩子要求她下载视频软体抖音（TikTok）。

玛丽接着从抖音上找到另一名柬埔寨家庭帮佣，而对方在有限的资讯下，协助她找到了母亲的联系方式。

阔别十年，首次拨通家人的电话，玛丽心情激动地跟家人说，“……妈妈、爸爸，我没死。我真的很想念你们。”

玛丽的母亲现在正帮她照顾儿子，“他称呼她为‘妈妈’，却叫我‘姐姐’。”

“我在这里并不开心，我的老板对我不好。老板娘很好，老板不好。当老板娘不在家时，他碰我的所有东西。”

说完，玛丽不禁激动紧抱自己。

在柬埔寨大使馆的协助下，玛丽表示，她尝试与老板娘协商，但得到的答复是，“我让你玩手机，你为什么给我找麻烦？”

柬埔寨大使馆于是尝试与其雇主接洽。不过，雇主拒绝讨论释放玛丽，玛丽最终是获得大使馆的一名代表营救，并安置在妇女力量的庇护所，等待处理薪资偿还事宜。

马来西亚政府也有透过社会福利局，为遭遇人口贩卖的移工及家庭帮佣提供庇护。

不过，当局拒绝向《当今大马》提供官方数据。

由于大马法令没有正式承认家庭帮佣的雇员身份，印尼、柬埔寨等国家的家庭帮佣聘雇，都由国与国的双边协议所规范。

2011年，虐待案例获得广泛报道后，这些国家开始禁止其国民来马担任家庭帮佣。较后，大马与这些国家签署双边协议，才解除了这些禁令。

马来西亚如今放眼在明年1月，与印尼签署最新的家庭帮佣聘雇协议。

人力资源部指出，这项协议必须尽速签署，因为印尼将之设为其中一个条件，即只有家佣聘雇协议成功签署，才会放行印尼移工来大马从事种植业。

大马种植业及制造业目前严重缺工。种植与原产业部长祖莱达此前透露，政府已批准让3万2000名移工入境，填补这些职缺。这个准令将从印尼开始。

虽然这些协议旨在引入保障措施，但尚不清楚当局将会用多快的速度，终结家庭帮佣的痛苦。

她们不仅容易遭遇拖欠薪资，争取的过程也充满不确定因素，长期陷在两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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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道由《当今大马》英文版记者阿丽亚（Alyaa Alhadjri）撰写，与印尼《Tempo》杂志联合制作，属于SEAFORE东南亚报导东南亚大师班系列，并获得国际营利组织“战争与和平报道协会”（Institute for Warand Peace Reporting，简称IWPR）的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