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斯谈纳吉案（三）：纳吉不应罪成后保释

刊载: Sep 7, 2022 9:04 AM | 更新: Sep 7, 2022 10:58 AM

前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在本篇专访中，探讨联邦法院判处前首相纳吉在SRC公司案罪成的影响，并剖析从高庭到联邦法院，是否给予纳吉“特殊待遇”，使SRC案审讯一再展延。

《当今》：你对联邦法院整体的判决和程序有什么看法？

联邦法院别无选择。你不能勒索联邦法院。抱歉，法庭是个抗辩的体系。我常用体育赛事来比喻。你来参加一场羽球决赛，但有一支队伍不想参赛而投诉裁判。比赛就结束一一弃权了。

专访三

《当今》：你如何看待联邦法院整体的判决和程序？

《当今》：所以，纳吉的审讯公平吗？

当然，绝对是。对我而言是毫无疑问的。

《当今》：那他怎能在证据确凿下，仍声称自己无辜，而且没有受到对付？能对付他吗？其代表律师沙菲宜还在巫统的汇报会上说，4200万令吉来自阿拉伯捐献者。

要分成两件事来看。多数法律系统会比较容忍被告。所以开膛手杰克可以至死仍声称“我是无辜的”，而法庭会说“这是你的观点”，并判他有罪。

法庭通常不会对一般人的意见过度反应。如果他们在罪成后仍自认无辜，法庭也不会有所回应。

但律师就不同，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标准。马来西亚的律师必须遵守《法律专业法令》，我们的伦理守则，以及我们的职业义务。因此，大马律师公会主席（谢依琳）才会说，律师公会将要求律师纪律委员会对付这些律师。因为律师奉行的标准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任何共和联邦国家的律师或法官都会认为，（律师拒绝陈情）这种情况是空前的，没有人会这么做。

《当今》：你在书中谈到，案件拖得越久，越多人对程序感到沮丧。很多人都在说，如果纳吉有罪，为什么还没入狱？原因之一是，高庭法官纳兹兰允许暂缓入狱12年和罚款2亿1000万令吉的刑罚，让纳吉可在罪成后依然保释在外。你认为，如此备受瞩目和严重的白领犯罪，适合暂缓刑罚吗？如果没有这么做，是否可以改变民众的观感，让人感觉正义已获伸张？

我称之为一种“罪成后保释”。我想，法官纳兹兰（下图）写了很精彩的判词，他是个非常出色的法官，甚至是最好的法官之一。他所受到的攻击是不公平的。但在我看来，他犯下一个错误。

在定罪及判刑后，那是7项罪名全部成立，一共72年监禁，罚款2亿1000万令吉，而纳兹兰同意让纳吉保释。我想这是个错误。我当时就说过，我想纳兹兰现在可能也这么认为。

纳吉获得保释后，法官纳兹兰过去半年遭到的人身攻击，完全令人无法接受。

第二，是平等条款。如果在罪后保释的程序中提出平等条款，法院本来可裁定，如此严重的罪行不能保外。若不允许保释，他就必须入狱，直到上诉庭及联邦法院的上诉。（纳吉）过去两年对大马政体的损害，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我经历过（前雪州大臣）哈伦依德里斯（Harun Idris）的提控程序。他的案子发生在1970年代末，当时他是大马最强大的政治诸侯之一，时任首相都害怕他。此外，还有（曾被判杀害政敌的前青体部长）莫达哈欣（Mokhtar Hashim），以及前副首相安华，他们被控或被定罪时都没有动摇大马政体。当然，他们都高呼那是政治审判，但他们的律师都表现得很专业。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政治环境从未像最近这么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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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我仍不禁觉得，我们的制度从一开始就给予纳吉不同的对待。你写过，一般上，纳吉在面控时会穿着橙色囚衣戴上手铐被带到法庭，但反贪会决定不这么做。后来，他们反常地允许分期支付保释金。最近，安华说，他非常确定监狱会对纳吉好一些。这似乎是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不敢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想，（除了纳兹兰允许保释）至少法官们都有意识到这点。他们在判词中提及，《联邦宪法》第8条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但其他政府机构，反贪会、警方、监狱，他们的思维还是非常封建。已有太多人写过大马政治的封建制度，这不是我原创的评论。这就是封建制度的运作，他们觉得很难，无法想象平等。他们把领袖捧得很高，这是人民的问题。

我们可以做什么？政治人物总是受惠。但如果人民没有把他们捧上神台，他们就不会在那里。这是文化使然，已是大马社会的一部分。

《当今》：此案的核心是，公职人员把一笔公款放到自己的银行户口去花。为什么我们的体系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这是大马的结构问题，权力都集中在首相办公室的结果。自从独立开始，东姑阿都拉曼就是个权力很大的首相，后来的敦拉萨也是。第四任首相马哈迪肯定是个独裁的首相。

所以当纳吉（上图）宣誓成为第六任首相，首相办公室掌握了大权，他后来更成了财长，再获得更大的权力。当时，国家涉及许多商业经济活动。官联公司、国库控股、国油公司——国家的触角遍布各地——这里的“国家”（the state）指的是首相。首相和／或财政部长可以委任或革除官联公司的老板。所以大家都害怕首相。

以公务员退休基金局（KWAP）为例，纳吉委任的主席和董事等，无疑都不敢向他说不。如果他们这么做，就会被革除。所以他们没有。这种压倒一切的权力会被滥用，这就是为何需要监督制衡和分权。

《当今》：你提到哈伦依德里斯的案件。审理该案的是已故联邦法院法官尤索夫（Eusoffe Abdoolcader），你曾说他是最好的法官之一。在SRC案中，我们也有很好的法官，比如纳兹兰及首席大法官东姑麦文。你觉得纳吉定罪的结果，多大程度取决于法官的人格力量，还是由于我们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因此无论哪个法官审案，都会得出同样结果？

哈伦依德里斯面控时，正逢司法界的辉煌年代。我们有已故的莫哈末苏菲安（Mohamed Suffian Mohamad Hashim）为首席大法官——他可能是我们最优秀的法官。该案还有马来亚首席大法官拉惹阿兹兰（Raja Azlan Shah）以及尤索夫负责审理。他们是马来西亚在20世纪独立前后三名最好的法官，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然后，我们有法官纳兹兰审理SRC案，上诉庭和联邦法院都有强大的法官，当然包括首席大法官等人。女性法官表现得非常好，她们是世界级的一流法官，非常勇敢，坚守原则。所以我想法官必然是重要因素。

至于其他法官是否也会这样判，我们只能猜测，我不知道。但肯定的是，这两宗案件的法官因素很重要。在成熟的法律体系中，比如拥有千年普通法制度的英国，对法官的标准和期望很高；许多有能力的法官处理这类案件时，料都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法律体系就像一棵大橡树——尽管错误和误差确实存在。但在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还没有如此发达。我们的体系没有一两百年的历史，所以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法官的个人因素依然重要。

《当今》：司法独立需要两个元素，即法律保障和法官元素。我好奇，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法律保障，来对抗政治干预？我这么问是因为，有新闻指出，巫统召开特别会议，批评首相依斯迈没有干预SRC等庭案，似乎假定他们可以这么做。

历来的巫统主席一直都是首相，而安华过去的审讯中，有一种观感是尤索夫晋（Eusoff Chin）等在1988年司法危机中直接受惠的法官，会认为欠政治人物人情。人们忘记了，1998年司法危机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司法政治化。法官发现，如果他们不合作，可能会步上沙烈阿巴斯（Salleh Abas）被开除的后尘。这就是政治人物要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