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引述梁启超“新民说”，倡议重塑国民精神

【隆雪华堂百年庆华团圆桌论坛】

华研智库副主任潘永强表示，大马的政党轮替目前只有表面，实质民主转型所需要的社会改革，重塑国民精神的工作仍待完成。

“从民主转型到民主定型这过程，（直到）巩固下来。它需要一段很长的时期，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以上，要从转型到定型。”

他指出，大马现阶段只有新政权诞生，但国家内部运作和思维模式仍如过往。

“主要是有几个现象，我们只有政党轮替，但是我们没有社会转型。我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只有政党的力量或者精英的权力在轮换。”

“第二就是我们促成了新的政权，但是没有摆脱旧国家的性格、国家习惯、旧国家思维，还是完全没有太大的改变。”

“第三点就是，国家机关没有转型、没有改变，国民的精神也没有更新，也没有得到这个改造。”

隆雪华堂主办昨日举办“华团圆桌论坛：重建马来西亚”，论坛围绕五大主题展开讨论。这五大主题分别是东西马关系与绿潮隐忧、教育与国家发展建设、微企与中小型企业的挑战、塑造新国民精神与族群关系。

潘永强与时评人甘德政是“为大马造新民：重建国民精神”场次的引言人。

引述梁启超的“新民说”

潘永强指出，大马在民主进程方面阻力较小，无需面对军队或分裂主义，宪政体制也基本可使用。

“所以，马来西亚的民主面对的不只是结构（制度）的限制，更多是文化跟精神层面的一些困境。”

“民主转型要走到巩固的成果，它不只是政党轮替，它要呈现新的国家性格。”

潘永强表示，凭借塑造新国民精神，则可推动社经体制转型。

他提及，首相安华曾在《亚洲的文艺复兴》书中，引用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新民说”。

他解释，梁启超所倡议的“新民说”，主张社会要走向现代和转型，就需重视国民性格改造。

需要八项公共道德存在

潘永强表示，坚持不懈地改革文化，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风气，从而重塑工作伦理和企业文化等。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马来西亚优先要改变的国民性格就是工作伦理，包括工作上要认真、要负责、要讲究细节，（以及）要准时。”

“工作伦理是不分族群、不分宗教，都是可以去推动，（如此一来）我们至少火车不会误点、马路不会很多破洞。”

“因为工作伦理没有去认真处理，我们很多工作、很多态度，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得更理想。”

潘永强认为，当新政权出现，当权者需具备改造或型塑文化的能力，才能重塑新文化风气。

此外，潘永强认为，要稳定民主，则需公共道德。

所以，他提了8项公共道德：即尊重程序与制度；服膺理性和科学；接纳包容和差异；承认中道和多元；重视责任与伦理；追求认真和精致；扶助弱势和边缘；守护平等与正义。

“一个新的精英阶层，或者是社会力量，能够往这几个方向或原则（指8公共道德）去努力，持之以恒，可能二十、三十年，新的国民文化，就会慢慢形成。”

何玉苓：需先定义“国民”

不过，与会者何玉苓则认为，在谈国民精神前，需先定义“国民”。

“第二点，国民精神。谁的国民精神？我马来人的，我用伊斯兰的精神来谈吗？你用佛教吗？你用基督教吗？还是你用儒家学说？孔子学说来谈？

“所以，这个国民精神，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不同的看法。”

她说，新闻报道上常出现，华人因不谙马来文遭刁难，甚至是华裔小孩斋戒月需在厕所用餐等事件。

“所以，这些（上述事件）都一直会时不时出现。”

“在这里， 我想这个国民精神，首先他是谁的精神，用什么东西做依据？那我们可以讲普世价值 （Universal value）。”

她表示，纵使是普世价值，在华人和马来人社会有有所差异。

她举例说，在某些社群里，贪污或许并非课题。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的一个公共道德。这边他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指八个公共道德），所以在我们这边的，我们时常会觉得这个这个贪污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必须去处理它。 可是实际上在某些朋友里面群中，或者我们的其他的族群，它是否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呢？”

华社价值观不够深刻双标

何玉苓接着表示，如何衡量这些价值观也会是个问题。

她也向分享了与友人聊天过程中的发现，即当贪污牵涉到家族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时，当事者或许也只能无奈接受。

“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贪污是生活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可是必须还是要接受，为什么 ？例如，他的朋友家族生意，是跟政府有很深的那个关系……所以他作为家庭一份子，这个就是利益冲突，他怎么去应对？”

因此，她认为需透过制度来塑造价值观。

另外，她补充，语文掌握能力，也是塑造一个国民精神的阻力。

何玉苓提醒华社反思自身的公共道德标准，是否有不够深刻和双重标准等的问题。

“我们时常谈种族平等 （ethnicity equality） 或包容（inclusive），可是谈到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要接纳性少数（LGBT）时，我们又不行了。”

“我们去了解我们的这个原住民困境时，可能有做一点点，就足够了，可是不是倾全力去协助，去了解。所以，就第七个，辅助强势和边缘（公共道德），我们又做了多少？”

甘德政冀民间主动作为

另一名引言人甘德政则表示，回看大马历史脉络，大马有许多政党或政治人物提出过不同概念的国族建构，以应对当代问题。

他指出，例如，1930年代，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陈祯禄曾提出“马来亚人的马来亚”（Malaya for Malayans）概念。

在马来西亚独立前，当时是律师的李光耀也曾提出过“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

“无论如何，他们这两个人在不同的时代，提出有点类似的概念，其实就是要解决各族，尤其是华人对政治认同的问题。”

他表示，从独立后至今，历任首相也都继续推出国族建构概念，如国家原则、2020年宏愿、“一个马来西亚”和和“大马一家”，甚至目前的昌明大马等概念。

不过，甘德政认为，大马近来不断挑起的种族议题，如以巴冲突等，突显了各族人民要对“新国民精神”达成共识，尚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所以，我认为国内的种族政治，导致‘国族建构’过程停滞不前，甚至倒退，长期执政的种族主义政治霸权论述，也提出很多不同种族偏差的公共政策。”

“很多有识之士，公认大马为多数种族享有特权的‘不正常国家’之一，严重削弱国家竞争力和凝聚力。”

他说，在无法获得种族平等情况下，与其被动等待官方或政治人物推动国族建构，不如民间团体掌控主动权，来推动国家正常化，为新国民精神创造有利的思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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