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沙巴人的记忆、故事与挣扎：访女导演纳迪拉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电影迷人的杜顺人民谣，巧妙地将古代民间传说与现代叙事交织一起，融合了北婆罗洲的优美景色和轻快的传统音律，温柔地使观众沉浸在沙巴文化的神秘世界里。

这是即将在大马上映的新电影的背景，是亚庇的38岁电影制作人——纳迪拉伊拉娜（Nadira Ilana）写给家乡的情书的一部分。

尽管风格主调明显不同，但这部电影与她广受好评的首部作品《沉默的暴动》（The Silent Riot，2012年上映）有着相同的动机。纳迪拉在这部作品大胆地调查了1986年沙巴团结党（PBS）在选举获胜后，充满政治动机的沙巴暴动事件。

这两部作品都渴望向世界，尤其是大马半岛人展示真实的沙巴。

纳迪拉认为，媒体甚至创意产业，对婆罗洲大马人的呈现都有所偏差。

“我已经在这个（映像）行业工作了12年，（业者）宁愿选择西马人来讲述婆罗洲的故事，也不愿选择像我这样的人。”

纳迪拉在2019年以沙巴和年轻电影人代表身份，加入国家电影发展局（FINAS）顾问团。

纳迪拉在白沙罗柏兰岭Nadir工作室，手里拿着一把沙巴传统吉他（sundatang）。

演自己的机会都没有

纳迪拉凭借《沉默的暴动》，为东马人拿下首个自由电影节（Freedom Film Festival）的贾斯汀路易斯（Justin Louis）奖项。

此后，她搬到吉隆坡，开展自己人生和事业。

虽然忙于工作，但纳迪拉依然争取东马文化能在电影和广告有更准确的呈现，而且也促进本地电影和广告业吸纳更多的东马人才。

“身为女性，我是（影发局顾问团）房间里最年轻的，我经常成为关注焦点。”

她指出，讽刺的是，即便是东马丰收节的广告拍摄上，东马人依然必须跟其他族群争取其中的角色。

她认为，西马人往往比东马人更受青睐，毕竟在沙巴和砂拉越的演出机会相对较少，东马人少有发展自己演艺才能的空间。

纳迪拉表示，即使在幕后，她也面对效仿西马人说话语气的要求，而人们经常谈论的族群包容，也经常遗漏东马的多元身份。

沙巴有32个不同的族群，卡达山—杜顺人是最大者；至于砂拉越则有27个族群，而伊班人是主要群体。

然而，她说，西马视角总把这些众多少数族群堆积起来，放进一个“沙巴砂拉越”的通称下，然后跟西马的三大族群：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并列。

纳迪拉强调，“我们（东马人）并非一个种族，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马来西亚的概念，总是跟他们对马来西亚的想象有出入。”

勿等政客来救我们

即便如此，国人不了解沙巴文化和历史的问题，并不令纳迪拉感到惊讶，因为她自己也有同样问题。

拍摄纪录片的一年前，纳迪拉才通过与父亲的一次偶然谈话，得知沙巴当年的政治动荡，这成为她拍纪录片的催化剂，也因此为电影做了大量的事前研究。

“这使我的世界观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尽管学校实施爱国教育，周会时播放爱国歌曲的记忆犹在，但是（我从研究发现），联邦政府显然不太喜欢我们。”

纳迪拉曾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电影学院深造，她指出，“大学毕业后，我才赫然发现沙巴暴动的事情，我们的历史课本完全掩盖了这个事情。”

纳迪拉记得，她的朋友在看了电影后向她坦白，从来不知道沙巴这段重要的历史。

“艺术足以影响人的观点，激发社会变革，大马艺术家应该仿效印尼和菲律宾艺术家，加强介入政治。

“如果我们漠不关心政治，那么身为艺术家的我们，就错过了人们日常生活。”

“政治人物左右政策，但艺术家更能从深深地影响个人情绪，激发个人心灵，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并不需要政治人物前来拯救我们。”

故友生前苦难的启发

《沉默的暴动》12年前上映后，纳迪拉也陆续创作了40部作品，但她安排今年上映的新作《半男的歌谣》（Ballad of the Half-Boy）却可谓是她“极早期”的作品，甚至超越《沉默的暴动》。

事实上，《半男的歌谣》的剧本早在13年前就开始起草，当时她才25岁，凭藉这份初稿，她获得参与柏林电影节天才项目（Berlinale Talents）剧本工作站的机会。

接下来的13年内，纳迪拉不断提炼这份剧本，参加了多项的东南亚电影展。

纳迪拉所亲自导演和制作的《半男的歌谣》，探讨了沙巴青年所面对的挑战，强调了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在“被忽视”的代际创伤中挣扎，苦于没有自我实现的机会。

“十几岁的时候，我目睹了好些男性朋友入狱，有些甚至是多次入狱。这让我很困惑，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事情总是不断发生。”

“在沙巴，尤其是男性，生活在前几代人的阴影下挣扎着，不被人看到或听到。”

“多年前，我朋友死在少年拘留所，我便开始写剧本。他的一生的对剧本有着众多的启发。”

日蚀与“半男”传说

电影里，纳迪拉将沙巴现今许多年轻人所面临的困难，与卡达山—杜顺的“日蚀”民间传说结合——这种应对日蚀的传统，是她从杜顺族母亲那里听来的。

“当我从妈妈那里听到这个民间传说时，我觉得，这是个自我探索的美好故事，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设法撰写这个剧本。”

根据传说，日蚀或月蚀源自天空神祗塔罗布（Tarob）的贪婪，因此日蚀或月蚀发生时，村民就必须敲锣来驱赶之，最终使塔罗布把太阳或月亮吐出，而此刻，人们的愿望也会随之实现。

这种民间传说也交织了“半男”的民间故事，其中望子心切的一对老夫妇，不惜接受“半个”孩子。

这个“半男”后来踏上自我探索的旅程，并碰上“另一半”，他们彻夜搏斗，直到黎明才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这是个故事中的故事，保留了有趣的传统故事，以及‘半男’的民间传说，跟所有现代装饰元素融合一体。”

重拾杜顺语与文化

多年来，除了不断的修改剧本，纳迪拉一直在做不同的准备。

“我在吉隆坡工作，但每当我拿到资金，就会回到沙巴拍纪录片，这使我更了解自己的文化，重拾杜顺语。”

这包括学习卡达山—杜顺语，这是沙巴最大族群的用语，但它的文字资源稀少，能读懂这种文字的人也正在迅速减少。

懂得杜顺语也有助于她指导自己的演员——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杜顺人。

“我的演员们明白，我们每个人的知识和文化兴趣各不相同。”

“我们互相支持，如果有人不懂得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相互寻求帮助。”

让沙巴人为世人所见

《半男的歌谣》呈现深深植根于沙巴文化的故事，由沙巴人导演，当地演员领衔演出，拍摄工作也完全在东马进行，支援人员大多是沙巴人。

纳迪拉认为，就算是近年来，这也算是一项壮举。

她说道，沙巴电影产业很落后，岗位很少，迫使许多人才远走他乡。

她举例说，发展差距很是明显，以至于她迟至2017年才第一次在沙巴使用有显示器屏幕的摄像机。反观在西马，同样的设备早在2000年以后就很常见了。

她承认，影发局曾经试图为东马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但影视业却未能配合。

“沙巴电影工作者需要时间来发展他们的才能，但他们没有资源或工作机会来累积经验。”

“东马有限的创意产业工作，让人很难专业化。”

“在顶尖专业人士聚集的吉隆坡工作了10年，抑制自己的期望至关重要，因为东马人难以分得机会，沙巴人和砂拉越人总是落于人后。”

正是这种种原因，纳迪拉认为，承载着她和族人故事的《半男孩之歌》终于能够登上大银幕，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梦想，卡达山—杜顺或沙巴人的民间故事登上电影的屏幕，让沙巴人从这些故事中感受到自己被人看见和肯定。”

本文是3月8日妇女节组稿。敬请留意接下来更多的“巾帼风范”系列文章。作者是微诺塔（S Vinothaa），译者是马海妮（Mahaini 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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