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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乾焕总结“纠正国阵”经验<br>更中庸、开放和廉洁改革失败

杜乾焕独家专访(二)

董教总在1982年发动“三结合”政治运动,委派一批华教精英高举“打入国阵,纠正国阵”旗帜加入民政党的决定一度激起政坛变色,更掀起不少激辩。

而由许子根掌陀之后的民政党更在最近的代表大会上提出“解散14国阵成员党,合并单一国阵党”以消弥日益高涨的种族主义情绪,并胆敢呼吁政府成立皇家委员会,更重新激起民政党如何扮演体制内改革推手和“国阵良心”的期许。

即将在来届大选退休的槟州行政议员杜乾焕(左图),也是当年“三结合、体制改革”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他在民政党大会结束隔日后,就接受《当今大马》中英文版以及《当今网络电视》的独家专访,回首总结过去25年来的政治经历与体会。

“我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多,我想我们所达致的成就,并不如当初所设想的那么丰硕。”

承认中庸廉洁开放努力失败

当1982年“三结合”口号在华社响彻云霄时,38岁的杜乾焕尚在国民大学任职经济学院副教授。他虽然出身英文教育,但是却全力支持当时董教总的号召,并与“华教4君子”许子根、郭洙镇、江真诚及王添庆,一同加入由林敬益所领导的民政党。杜乾焕在1995年大选初试啼声中选槟城马章武莫州议员后,即受委为州行政议员,至今已连任3届。他目前也是民政党全国中委以及担任槟州联委会副主席。

这名掌管槟州教育、人力资源及科学革新委员会的63岁的资深政治人物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坦白承认,25年来尝试从内部纠正国阵的努力可说是遭遇重重阻碍,无法达至当初所设定的目标。

“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失败)的,举例说,若我要让这个国家更加开放民主,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若我要国阵成为一个不腐败的政党,我怎么能够说自己做到了?”

回首当年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杜乾焕曾与战友们设下数个目标,“第一是把中庸的声音带入国阵,警告巫统不要太过份;第二是继续与华教人士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把他们的声音传达到国阵内部,希望藉此带来改变”。

然而,这一切在25年后,究竟又达致什么成果?

杜乾焕语带自嘲地表示,“明显的我们无法把国阵中庸化,国阵领袖所耍出的政治花招越来越激进时,我们不能说自己成功了”。

屈服政党利益不敢深化改革

他也指出,从当前巫统一党独大之间的国阵成员党关系看来,政党往往屈服于本身的利益,在一旦改革的呼声引发负面的反应后,就不敢再继续推动下去。

“但是,以目前国阵成员党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不认为你能够走很远。你可以发出改变的呼吁,然后换来非常负面的反应,到时你就必须选择,究竟是要冒着风险进一步推动下去,还是为了所谓的我党利益而退一步?在多数的情况下你最好还是为了党利益而退一步。”

公务繁忙淡化华教斗争承诺

他坦承,进入国阵后就必须受限于体制内的条规和框架,而且党务与公务的繁忙也让他们无法只专注于推动华教工作的议程,在长年累月之下,当初对华教的许诺也逐渐转淡。

“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当你受委官职时,你需要关注其他的课题,华教再也不是核心课题了。”

但是也并非一无所成,杜乾焕认为,这批进入体制的华教分子,在1983年成功化解被指将改变华小特征的3M制度危机。

“我不敢说应全归功于当时加入民政党的华教人士,但我们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槟州政府任职的12年内,他自认达致了“小小成就”。通过与该州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他们在州内提倡智障教育,成立了一个机构协助面对学习障碍的孩童,同时也与州内的母语教育工作者紧密合作。

杜乾焕脸带微笑,有点满意地表示,“这些都是我所做到的,我不敢说那是很好的记录,足以吸引更多人加入(改革的阵容),但我认为维持(与体制外组织)的合作关系是重要的”。

个人力量无法抗衡庞大体制

尽管无法达致丰硕的成果,但是杜乾焕却从25年的参政经验中得出总结,即单凭个人的力量不是可能改变国阵庞大的政治结构,想要从体制内带来改革的人士必须与体制外的力量结盟,以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来促成改变。

“若你大步走进去然后说‘哦,我要改变这个’,那肯定是非常唐吉诃德的......如果你认为单凭个人力量就能做到,这是不可能的,你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政治结构,拥有自己的运作框架和价值体系,它是如此的牢不可破,要改变它是不大可能的。”

“你需要有一支强大的队伍和盟友,在内部建立队伍,同时与外面的正派人士结盟,才能推动改变。”

〖点击观赏独家专访短片〗

以下是独家专访的对答摘要:

你如何评估自己25年来的政治生涯?

我是在1982年参与华教人士的参政运动而加入民政党,不过经过一届大选之后,华教领袖就开始放弃,认为两线制是更好的出路。无论如何,在1982至1986年之间,我们成功化解3M制度将改变华小特征的危机,我不敢说那纯粹应归功于当时加入民政党的人士,但我们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加入民政党时有几个目标,第一是把中庸的声音带入国阵,警告巫统不要太过份;第二是继续与华教人士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把他们的声音传达到国阵内部,希望籍此带来改变。但明显的我们无法把国阵中庸化,政治领袖所耍出的花招越来越激进,我们不能说自己已经成功了。

当然我们也面对问题,一旦你进入内部就会受到国阵条规和框架的限制,其实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在这个空间里尝试把事物中庸化,二是想办法扩大这个空间。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有很好地充分利用这个空间,但是并没有扩大这个空间。

我尝试运用所掌握的影响力和资源与槟城的非政府组织合作,甚至是前左派力量,看能够如何协助他们与合作。我认为自己达致了一些小成就,在我所掌管的槟州教育事务中,我们致力于提倡智障教育,并成立了一个机构协助面对学习障碍的孩子,也成功将一些资源分配给具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此外,我们也与华文和淡米尔文的母语教育工作者联办活动。

这些都是我所能够做到的,我不敢说是很好的记录,足以吸引更多人加入我们,但我认为维持(与体制外组织)合作关系是重要的。

你究竟会如何忠告要参政的年轻人?加入民政党还是反对党?若你参加反对党,是否能够做得更多?

我不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谈,马来西亚目前的情况需要很强的公民社会。我认为异议分子也必须要制度化,任何社会出现改变的其中一项关键因素,就是必须有人不断进行有建设性的批判,揭发贪腐滥权等等。当人民知情并感到生气,然后采取必要的行动时,这将是促进执政党改变的主要因素。不管任何政党上台执政,社会都需要强大的公民力量和反对党来进行制衡,以加强国会的民主制度。

吊诡的是,就在当年加入民政党的华教人士逐渐离队,只剩下许子根一人时,却是他达至权力高峰的时刻。你们究竟为民政党带来了什么影响?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对于华教的承诺就已开始转淡,但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当你加入一个政党后,有许多的课题要去关注和回应。许子根身为首席部长,他不能只专注在华教,他需要处理很多州内的事务。至于对华教的影响,还有一些当年的华教人士继续在华教问题上向党施压,例如明年华小小六检定考试数理科的出题语文,但是这股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已转淡。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当你受委官职时,你需要关注其他的课题,华教再也不是核心课题了。

身为知识分子,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参政的影响?

我不确定有什么影响,因为国阵内部已存有一套运作框架和价值观。作为知识分子的首要条件是发挥批判性,检视这些价值观是否正确、这些框架是否需要改善。如果你不认同他们,当然就必须挑战他们;而如果你挑战他们,就会对他们构成压力,但是以目前国阵成员党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不认为你能够走很远。你可以发出改变的呼吁,然后换来非常负面的反应,到时你就必须选择,究竟是要冒着风险进一步推动下去,还是为了所谓的我党利益而退一步?在多数的情况下你最好还是为了党利益而退一步。

你的回答中吐露出一种无力感,是否源自无法达致当初所设定的目标?

我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多,我想我们所达致的成就,并不如当初所设想的那么丰硕。

你被视为一名特立独行的政治人物,常在一些课题上发表强烈的立场,例如内安法令等,结果让其他成员党的领袖感到不快,民政党是否曾向你施压?

持平而论,我的党领袖不曾警告我说,‘若你再不停止发出这样的言论,就给我离开’。最严重也只是说党已经表达立场,要求所有人遵循,并没有给于特定的警告。

你在退休后有何打算?

我还没有打算,我目前63岁,就快要64岁了,应该是时候退休了,也没有受聘掌管民政党的智囊团社会经济发展与研究机构(Sedar)。但若受邀发表演讲,若我又对演讲的题目有兴趣,我将会接受邀请演讲,我还是喜欢进行思考。

对于25年来的参政经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感想?

我肯定不会感到后悔。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要促成改变,这绝对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你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结构,若你大步走进去然后说‘哦,我要改变这个’,那肯定是非常唐吉诃德的。你需要有一支强大的队伍和盟友,在内部建立阵线,同时与外面的正派人士结盟,才能推动改变。如果你认为单凭个人力量就能做到,这是不可能的,你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政治结构,拥有自己的运作框架和价值体系,它是如此的牢不可破,要改变它是不大可能的。”

你认为自己失败了吗?是否已牺牲了自己的理想主义?

这应交由其他的人来判断,仅仅是我加入国阵一事,就有人认为是已经出卖了过去的理想(笑)。要坚持自己的信仰的确不是件易事,当你尝试表达所信仰的政治价值时,无论你身在国阵或反对党,由于它是不属于体制内的框架或价值观体系时,我不认为它将会受到欢迎。

你认为自己失败了吗?

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失败)的,举例说,若我要让这个国家更加开放民主,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若我要国阵成为一个不腐败的政党,我怎么能够说自己做到了?改变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须要一支队伍。我不确定这样的队伍是否存在,就算存在,我也不认为力量够强大。当然,我们尝试紧记曾为之奋斗过的价值,并尝试捍卫它们,然而那却是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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