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前言：

众意媒体推出《街报》，第1期已于9月15日与《火箭报》一起上街。取名《街报》，因为相信街头可以成为众声喧哗的地方，街坊可以成为自主公民，而街巷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场域。

《当今大马》近期获得该刊授权，转载部分内容，以推动公共议题讨论，激荡更多创意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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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洁、张溦紟

亚洲对时下年轻人的特征与处境，经常有颇多的标签和描述。有的将他们形容为草莓族、水蜜桃族、豆腐族、糖果族等，认为年轻人喜好光鲜亮丽的外表、重视物质与享乐、喜新厌旧、抗压性低，仿佛一捏就碎。

另一方面，年轻人也是蜗居族、蚁族、穷忙族、穷苦族、啃老族、负二贷（或是负三贷：房贷、车贷、学贷）等，认为这些年轻人是温室里的小花，竞争力低，所以毕业等于失业，宁可领取低收入的不稳定工作，喜欢不断换工作、消费让自己负债累累、需要依靠老一辈过活的年轻人。

这两种冲突矛盾的形象，恰好点出了年轻人在这个时代的困境。

1980、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大多经历大家庭模式式微的成长过程，多是白手起家的核心家庭，父母亲会把最好的资源投注在孩子身上。温室里的小花在家长的护航下，这些社会新鲜人可谓未食人间烟火，未经历过职场上的风浪。

现实往往没有预想的那般安逸。当你领到第一份千多块的薪水时，猛然发现自己同时加入负二贷、三贷一族。尽管省吃俭用，扣除日常基本开销与保险后，怎么储蓄都不可能买下一栋房子，除非成为房奴。诡异的是，你明明有收入，却一直与贫穷感带来的焦虑搏斗。

年轻人的理想抱负也在这个“找工、做工、换工”的循环中被现实吞噬掉了。买车买房结婚生孩子成了人生最具代表的成功标准，理想呢？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谈理想会变穷？还是因为贫穷，所以理想才会逝去？统计发现，马来西亚年轻人与其他国家同样面对贫穷出现年轻化的趋势，这和劳工形态的变种——非雇佣形态有什么关系？

户口仅存13元    青年苦誓撑剧场梦

家恩自学院毕业就投入剧场工作，但收入的不稳定经常令他“山穷水尽”，尤其家里经济吃紧时，他都必须分担家计。

访问家恩，其中有一段有趣的对话。他与中学同学聚会时，发现同学挺“尊重”甚至“羡慕”他。

我问，为何同学会尊重他这种没有固定收入的状态？他笑说：可能是“很敢”地毫无个人保险地生活吧。结果，我们笑成一团。我继续问这有什么好羡慕的？他顿一顿说，或许是羡慕我比较自由。

这种看似令人称羡的自由，背后需要付出备受现实煎熬的考验。他最难忘的，莫过于银行户口试过只剩下13令吉，幸好平时有丢零钱进扑满的习惯，那段日子是从扑满掏出一餐三四块的饭钱过活的。扑满薄弱的储蓄虽成了救命钱，但仍让他觉得很难受，觉得这样的生活确实很苦。

他曾在图书馆上班，月入千四，省吃省住省交通，收入总算稳定。但后来又回到剧场，持续在工作与理想之间摆荡。从事全职幕后工作的薪水可达三四千，但却没有创作时间。为了要留多一点时间给自己创作，家恩必须在开销上更克制，物质消费零欲望，手上拿着的依然是无法上网的传统彩屏手机。

家恩身边大部分同学的话题经常环绕在升职、供车、买房，也有像他这样喜欢创作的中学同学，升了大学后便变得“务实”，走入“赚钱买车买房买保险”的行列。当你选择走一条看似不这么“钱”途光明或人文艺术创作类的路线时，是否就会经常感觉贫穷？抑或者当你变得务实、讲求理财的时候，就不会再有贫穷感呢？

对于未来，家恩其实也很犹豫矛盾，眼前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像一般同学选份稳定的工作，有车有房，或许日后有能力组织剧团；另一条是孑然一身到处闯荡，吸收世界各地的剧团养分。目前为止，他依然倾向走着第二条阻力较大的路。对于理想与现实，家恩仍然乐观，只要不饿死，他依然希望有朝一日出去了再回来，深耕本地的剧场教育与创作。

梁家恩（右），23岁，目前是自由身，主要从事剧场工作与演戏，视创作为志业，梦想是当杰出的说故事人，例如导演。

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有时三四千，却可能要撑三个月，无车无房无保险，负九年学贷。未来计划出国游学，想看看外面的剧场世界，再把剧场创新的养分带回来马来西亚。

报穷局：每天60人破产   贫穷年轻化

最近网络流传着一封给首相纳吉的公开信，写信者是27岁的Siti Hajar Aladin，内容诉说打工族的生活困境。

三年前，当时26岁的年轻博客Kavilan Nakaswaram也曾写过类似年轻人的困境：毕业就负债累累、变成车奴、存不了钱、买不起房子，他们都觉察身边许多与自己一样的年轻人处于工作贫穷或负三贷（车贷、房贷与学贷）的境况，生活品质却不见得提升。

这显然已不是“个人/个别”问题，根源与结构有关。马来西亚报穷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天平均有60人被宣布破产，且人数明显逐年增加（见表）。破产年龄介于25至34岁（20%）与35至44岁（34%）的人占了破产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但这批青壮年本应是劳动市场最具生产力的一群。

值得关注的是，失业和破产一样出现年轻化的迹象。

《2011/2012经济报告书》显示，年龄介于20至29岁的登记待业人士，在过去三年（2009-2011年）就占了总人数的74.3%至80.9%，当中高达46.2%至60.1%持有高等教育文凭。这说明了过去大家信仰“教育能让人向上流动”的观念，开始受到挑战。

年轻人为何贫穷？媒体、社会和官方一般在讨论“贫穷年轻化”的现象时，多半会将矛头指向现代年轻人的性格、消费习惯、理财观念等，而鲜少和劳工权益长年疲弱低迷的结构因素联想在一起。

表：马来西亚2007至2012年破产总人数

 

 

非典型雇佣形态  劳工原子化   

 

“马来西亚过去多年来的‘经济成长’其实是仰赖不明文的低薪政策，引进劳动权益严重被剥削的外劳，去压制整体工人的工资”，社会主义党中委朱进佳认为，这是促成年轻劳工面对困境的主要因素。小城镇的青年无法在工厂找到薪资合理的工作，才被迫往外地找工，华裔青年大多前往新加坡，印裔与巫裔则处于半失业状态。

他说，台湾日本也有类似的青年贫穷问题，青年负债或入不敷出其实跟产业泡沫有密切的关系。贫穷年轻化除了与国阵政府治理不当有关外，背后还蕴藏一些穿越国界的因素。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下，政商共谋。财团不将盈利投资在工资提升或具有生产力的工业部门，反而投机在房地产、金融衍生产品等泡沫性的经济部门。

另一方面，政商不断把基本服务或设施外包与私营化，这情形已行使十余年。政府在2011年的《劳工法令》修正案进一步合法化劳工外包，就是一例。

外包现象与企业瘦身、组织弹性化的趋势同时并进。许多企业多以“约聘”、“接案子”、“兼职”的方式聘请员工。一般认为弹性的雇佣形态，其实是让劳工本身获得更多的自主空间。

但是，这些弹性劳工，工资低，没有就业保障、公积金、工作保险与加班费，随时可能被终结合约辞退，再次陷入重新找工的焦虑，一切工作风险皆由个人承担。

非典型雇佣形态下，约聘劳工的工作性质原子化，劳工之间缺乏信任基础，促使员工关注自身的着落多过集体的权益，严重打击工会组织力量。

进佳指出，马来西亚工人要成立工会困难重重，英殖民时期实行的《职工会法令》，限制工会无法自动获得承认，必须取得超过一半的工人签名支持才能注册。工会在当权者“阉割”下，欠缺组织性与斗争，大都停留在劳资谈判及法律诉讼的官僚化层面，目前参加工会的工人人数不到8%。

不过，近几年社会抗争越发频密，加上网络媒体加速国内外资讯流通，国外劳工运动经验也会有溢出的效果，某个程度上可以借助整体社会运动力量，提升劳工意识。

进佳认为，劳工意识的提升就是政治意识的提升。如果有一天贫穷感抑制不住，劳动/阶级意识就会起来，我们会更柔软地去关注身边的人的阶级问题，甚至进一步争取合理的劳动权益。

进佳指出，由于种族政治盛行多年，加上劳工运动长期低迷，造成马来西亚的劳动者的阶级意识较为低落，也会排斥外劳，欠缺劳动阶级团结互助的精神。 因此，劳工权益教育非常重要。

（本文原题《谁拦阻我们追梦？——贫穷年轻化与非典型雇佣形态》，转载自《街報》第3期 ，2013年11月）

《街报》第3期 // 2013年11月

免费在线阅读： 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3_november2013

《街报》第2期 // 2013年10月

免费在线阅读： 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2_october2013

《街报》第1期 // 2013年9月

免费在线阅读： http://issuu.com/gentamedia/docs/streetvoice_issue01_september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