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国富

去年505变天未成后，愤怒的在野党与群众展开一波波黑潮集会，对选举可能出现舞弊问题表达抗议。然而，该如何向国阵施加压力，迫使其面对选举舞弊与民意弱势却掌权的正当性问题时，曾出现不同主张，其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停止抗争，透过体制内的司法途径挑战选举成绩；二是继续抗争，甚至不排除采革命式的推翻政府，最后显然是前者成为被实践的策略。若当时采取的是不同策略，今天会是什么局面?

除了以上两项主张，当时有论者提出可展开“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也译为公民抗命）行动，对选举问题进行抗争，然而，这项主张并未获得太多重视与讨论。近期在台北发生群众占领立法院（国会）与行政院事件，引发各地关注，虽然台马两地社会条件有一定落差，但仍有参考与对照价值，有助打开对民主实践的想象。

抗争游击战的开展

2014年3月18日台湾青年因不满立法院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粗暴审查，展开公民不服从的占领立法院行动，结果“意外”突破警察防线占领立法院议场，震动台湾；3月23日事件再升级，群众进入行政院的短暂占领，引发政府驱离；到了3月30日出现50万黑衫军走上街头“反服贸”，对政府的政策与体制形成巨大压力。持续的占领行动引发相当争议，却让很重要但备受忽略的“服贸”问题获得重视，引起各界热烈讨论。

占领立法院并非台湾的首次占领行动，过去曾出现类似事件。2013年8月18日苗栗县政府强拆大埔民宅（大埔事件）满一个月后，台湾农村阵线（简称农阵）展开“八一八拆政府行动”，透过夜宿“瘫痪公务大楼”方式“占领”内政部二十个小时，呼吁内政部与行政院修改引发炒地皮的恶法。随后行动和平落幕，当时农阵理事长徐世荣教授说，“这只是第一战，未来还有延绵不绝的‘公民不服从’行动。”

这些占领行动的出现并非偶然，在台湾政府、国会与两党长期失能下，让人民失去对其信任感，加上年轻世代的被剥夺感强烈、社会频发生不公义事件，以及对自由贸易和两岸关系的疑虑等，让人民长期处于焦虑与郁闷状态，极需寻找出路，因此，要求人民的声音被听见与宪政制度改革等问题，成为各个社运与公民团体合作的基础。

台湾在2013年出现动辄逾十万人的集会，抗议政府的施政，如反核、改善军中人权（洪仲秋事件）等，然而，获得的回应与改善相当有限，让人民更感不满与不耐，遂采取更积极的公民抵抗行动，使得公民不服从成为近期的重要抗争策略。

占领行动正当性的争议

3月30日“占领凯道行动”，50万人再上街头抗议。

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指出，“当为数众多的公民都相信，正常的变革渠道已不起作用，冤屈将无法上达视听、蒙恩洗雪时；或是相反，当政府试图改变或着手从事变革，或是保留那些其合法性和合宪性遭到严重质疑的行为方式时，就会发生公民不服从”。这些进行公民不服从者违抗法律和既有权威，主要是出于根本的分歧，而不是因为个人想搞出一个例外，刻意做坏事。

有不少舆论批评进行公民不服从的占领者为暴民，认为占领立法院行动是破坏民主的不良示范，特别是有关占领行动的正当性问题，因为国会乃民主宪政中由选举产生的最高民意机关，岂能由未经国家选举中当选者所霸占，甚至宣称代表民意。

回头看看引爆这次立院占领行动的主因，是青年与公民团体不满执政党领导人强力主导，让影响广泛且颇具争议的服贸协议，在未尽信息公开的义务及和社会充分沟通下，不仅未获得大多数人民的认同，且在国会内未经法律审议的法定程序来达成政党共识，就以黑箱作业方式快速通过，违反程序正义，让国家机器与国会失去正当性。

有学者指出，这次的占领行动和一般社会抗争不同，因为过去的社会抗争主要是从人民处于宪政秩序中下位者的角色，对抗上位的统治者。这次在政府与国会违背人民利益的失序状态下，才导致人民占领国会与行政院的行动，以凸显代议政治长期的失灵状态。这场占领行动翻转公民在宪政秩序中的角色与位置，不管在象征意义与实质意义上使得人民站在总统与国会之上，使其失去统治正当性，而人民的正当性来自其为真正的“人民主权者”。

学生领袖林飞帆在3月30日集会的一段话，可说是建立在这样地思考上，“台湾未来属于全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台湾未来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人民就是这个国家的总指挥，现在我们要指挥的对象，就是一个已经脱序的政府，马总统，请你接受人民的指挥”。

占领行动展开后，迅速获得学术界等领域的支持与肯定，且声援者不断增加，从占领期间各种民调的结果来看，基本上都获得过半支持，显示此次行动获得民众相当高的支持。

占领行动的效应与意义

这次参与占领的主力是青年运动者，他们是解严后在自由与民主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他们对未来有更多想象力与行动力，且不惧对抗社会上主流的保守与现实主义者，展现他们的理想性格。青年运动者努力做自己的主人，肯定自身与台湾主体价值，面对社会的长期困境，他们以更大胆的行动进行冲撞，且展现热情、决心与毅力，让占领行动能持续进行，更不断蓄积改革能量。

这次的公民抗争不仅展现在占领的行动上，还包括随即展开各种民主深化的实践。这段时间许多人长期驻守在立法院外，阻挡警察向议场进行驱离，许多青年主动成为志工，负责现场各种细琐事务，让抗争场域顺利运作。在议场外的周边街头成为巨大的街头民主教室与公共讨论空间，每天都有针对服贸各种议题的开讲与讨论，许多参与者都投入学习与讨论，聆听他人意见，表达自身想法，成为体验民主与公民培力的重要场域。对于外界批评与建议，参与者也能快速反省与调整，展现相当高水平的公民素养，具体反映台湾民主化后的成果。

占领行动使社会处于秩序内的“例外”状态，并未造成整体社会的失序，但是在掌权者的政治操作下，依然导向政党恶斗的方向，不愿面对实质的问题与争议，在野的民进党也缺乏动能提出对策与出路。然而，公民力量却不断深化，让新兴民主社会代议制度的缺陷出现突破的可能，譬如参与者试图透过公民审议方式建立更好的监督机制，补救代议制度失灵与议会效能不彰的问题。4月5日在立院议场内外召开“人民议会＂，逾千人参与对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的公民审议，这项实验成果相当丰硕，直接且具体展现民意，在进行“破”的行动时，也实践“立”的可能。

立法院内外公民举办了一系列的“草根论坛”、“人民议会”、“推动论坛”等活动，以持续推动“公民宪政会议”的主张。

公民奋力抗不公义

许多台湾人不愿再当顺民，特别是新世代，他们奋力抵抗不合理不公义。当受压迫的人民行使反抗权，展开抗争游击战时，冲撞了旧体制与旧秩序，且蓄积动能改革社会。

青年与公民团体这次采取相当激烈却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行动凸显诉求，再加上自主公民的参与，共同支撑整体行动，而背景多元的参与者提出各种讨论与具体实践，打开对民主的更多想象。它对后进地区的民主发展应有一定影响与启发，且其更复杂的争议与更丰富的意涵尚待进一步讨论。

注：作者黄国富是马来西亚人，现任职于台湾的大学研究单位。本文转载自2014年4月号《街报》。照片来源：谢宏奕（台湾自由摄影师）、黑色岛国青年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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