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审思明辨

林群贤是印尼独立前的著名华族报人及政治人物，也是印尼华人党的创办人之一，这个政党在日侵之前，力挺印尼民族主义运动。他这位土生华人更是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的一分子。

然而，林群贤（Liem Koen Hian，读音为Lim Koon Hian）却在印尼独立约2年后的1951年，于政府镇压左翼的行动中遭逮捕，狱中受尽拷打。

他在同年10月29日获释不久后，宣布放弃印尼国籍，选择当一名中国公民。很吊诡地，林群贤不谙华族语言，毕生也不曾踏足中国。他无疑是印尼反共反左政治，甚至冷战时代的牺牲品之一。

林群贤1896年出生于南加里曼丹马辰（Banjarmasin）一个富裕的土生华人（Tionghoa Peranakan）家庭。他是长子，底下有7名弟妹，父亲从商。

荷兰殖民时期，富裕华人家庭多把孩子送往荷文学校就读，林群贤也不例外。只是在马辰荷文学校里，林群贤饱受荷籍老师与同学的歧视，这在他心中埋下了反殖的种子。

林群贤毕业后在东加里曼丹巴厘巴板（Balikpapan）的蚬壳牌石油公司，担任书记，专司文书处理。但不久，他放弃这个令他厌烦的工作，返回马辰加入《天平报》（Penimbangan）记者行列。《天平报》是由土生华人所创办的印尼文报纸——这个群体办报多采用印尼文。

林群贤生平历任多家土生华人报社的记者及总编辑，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他就离开《天平报》，前往泗水担任另一家土生华人报社《春秋》（Tjhoen Tjhioe，读音为Choon Chiu）的记者。1918年12月，林群贤被西苏门答腊巴冬（Padang）的《苏岛之光》（Sinar Sumatra）聘为总编辑。这份报纸亲中国，坚持华裔印尼人是中国国民，因此反对华裔加入荷属印尼国籍。林群贤于1921年杪离开《苏岛之光》，并回到泗水担任《泗水日报》（Pewarta Soerabaia，读音为Pewarta Surabaya）总编辑。《泗水日报》也是一份亲中国的土生华人日报。

殖民政府不公政策

在此，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荷兰殖民政府当时的政策，以及印尼华社的政治思潮。殖民政府把印尼居民分成3个等级：第一等居民为欧洲人，第二等为东方外侨，这包括华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而印尼土著则处于最低等。东方外侨和印尼土著因而在各方面倍受歧视，例如，荷殖民时期的火车分为三个等级的车厢，欧洲人可坐设备与卫生条件优越的头等车厢，而东方外侨和土著则只能各坐二等和三等车厢。荷兰殖民政府在其他殖民地，如南非也实行类似的种族隔离政策。

华人和土著也在刑事诉讼上面对种种不平等对待。若涉及刑事案件，欧洲人将由高等法院审判，而华人和土著则由警察裁判所和土著地方法院审判。高等法院的法官都具法律知识，也常能够专业判案；相反的，大部分警察裁判所所长和土著地方法院的法官都是不具法律知识的外行人，判决往往不公，被告也没有上诉的权利。

此外，为了确保华人不会联同土著推翻殖民政府，荷殖民政府限制华人的居住与行动自由。华人被限住在特定的华人区，未经政府许可，不得任意搬迁。政府也规定华人在前往其他地区探亲或旅行前必须申请通行证，并支付高昂的手续费，因此，只有一小撮富裕的华人才有能力长期往返于不同地区。政府也禁止华人新移民前往梭罗（Solo）、日惹（Yogyakarta）、玛琅（Malang）、谏义里（Kediri）等内陆地区旅行。这种政策抑制了华人与土著之间的友好交流，也妨碍大部分华人小商贩的经济活动。

支持中华民族主义

更甚的是，在日本于甲午战争（1894-1895年）中战胜中国后，荷殖民政府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将身在印尼的日本侨民列为第一等居民，与欧洲人享有同等待遇。虽然印尼华人也要求享有同样的地位，但殖民政府基于担心引发土著不满，拒绝了是项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派人在东南亚各地展开革命宣扬活动，以推翻清朝。不少印尼华人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才得以保障印尼华人的权益，因此视自己为中国国民，拒绝加入荷属印尼国籍和服兵役。由于支持中华民族主义的主要人物都是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土生华人报章《新报》（Sin Po）的编辑或记者，因此也被称为新报派。除了《新报》，支持中华民族主义的土生华人报纸也包括林群贤曾任职的《苏岛之光》和《泗水日报》。

林群贤于1925年3月离开《泗水日报》。据悉，他之所以离职，是因为该报反殖民主义和鼓吹中华民族主义的观点触怒亲荷的荷兰与土生华人广告商，进而拒绝在该报刊登广告。该报董事长就此与林群贤发生冲突，结果后者决定离开报社。两个月后，林群贤加入《公众之声》（Soeara Publiek，读音为Suara Publik），泗水另一家土生华人报社。

转向印尼民族主义

然而，到了1920年代末期，林群贤改变了政治立场，选择面向本土，成为印尼民族主义者，这是因为他看到在印共起义（1926-1927年）失败后，印尼土著民族主义日益高涨，他认为华人应全力支持印尼土著民族主义运动，联手争取独立，这样才能保障华人的权益。无论如何，林群贤认为，华人可保留华族文化习俗而无需走向同化。

林群贤于1929年12月担任泗水《新直报》（Sin Tit Po）总编辑，《新直报》是一份支持印尼民族主义的土生华人报纸。

身为新闻从业员，林群贤人脉极广，与不少印尼土著民族主义者关系密切。在1932年5月，泗水足球协会在市内举办一场赛事，却拒绝给土生华人报发出免费入场券，引起土生华人报社的不满。《新直报》与数十个反殖民主义的报社、政党和体育组织组成“有色人种抵制荷人足球赛”行动委员会，由林群贤担任主席。

有关委员会杯葛这次足球赛，不少委员也在会议上发表反殖民政府的言论，结果林群贤被政府扣留。但在一群土著民族主义者的抗议下，林群贤不久后获得释放。可见，当时林群贤深得不少土著民族主义者的爱戴。

创立“印尼华人党”

林群贤与数名土生华人在1932年9月成立印尼华人党（Partai Tionghoa Indonesia），旨在协助推进印尼经济、社会与政治，让人民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该党成立会议上，林群贤当选为主席。总部设在泗水的印尼华人党，赢得不少土著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此后，林群贤所主编的《新直报》也自然成为该党的非正式喉舌。

印尼华人党全力支持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并主张通过议会斗争来改善印尼人民的处境。该党于1935年派出一名代表竞选荷属国民议会议席，结果胜选。该党也曾在1936年的东爪哇省议会和1937年的泗水市议会选举中赢取数个议席。

但基本上，印尼华人党只有大约600名党员，其政治影响力也局限东和中爪哇部分地区，无法发展成全国性大党。这主要是因为该党领袖都不是来自富裕的家庭，因此资金来源短缺，无法在其他地区进行政治与竞选活动。此外，荷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让华人与土著之间产生巨大鸿沟，大部分华人对土著存有偏见（反之亦然），也无法接受印尼华人党所提倡的印尼民族主义。

参加印尼独立运动

中日战争爆发后，林群贤对日本军国主义极之反感，在报章撰文强烈谴责日本，更著作一本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书籍《中国与日本》（Tiongkok dan Djepang）。

日本占领印尼后，查禁和解散印尼华人党，同时囚禁林群贤与多名华族精英，但据悉是日本友人的营救下，林群贤不久获释。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林群贤过去强烈反日，但他重获自由后却选择与日本人合作，担任雅加达日本领事馆华人事务官助理。有一种说法声称，他这么做是希望能在日本军国政府体制内拯救印尼华人，不让他们遭受日本人的迫害。

1945年5月，日本军国政府深知大势已去，为免印尼落入荷兰与其盟友手中，开始推动印尼独立，成立以苏卡诺为首的“印尼独立筹备调查委员会”（Badan Penyelidik Usaha-usaha Persiapan Kemerdekaan）。除了主席与两名副主席，该独立筹委会共有60名委员，其中4人是印尼华族——其中就包括了林群贤。

值得注意的是，林群贤是独立筹委会中，唯一主张让当地华人在独立以后自动成为印尼公民的华人代表。

日本1945年8月投降后，印尼爱国分子接踵宣布独立，但荷兰殖民者却执意重返，引发长达4年的革命战争。林群贤全力支持印尼独立，抗拒荷兰殖民主义卷土重来，协助印尼爱国分子把亟需的药物，走私进入印尼军所控制的区域。

入狱与放弃印尼国籍

1948年，当革命战争仍在持续时，印共卷土重来，企图在东爪哇茉莉芬（Madiun）展开倒印尼共和国政府的起义活动，这引起共和国政府的恐慌。结果，多名印共党员和亲共人士遭到逮捕，有者甚至当场被处决。这场胎死腹中的起义也被称为“茉莉芬事件”（Peristiwa Madiun）。

林群贤同情印共的遭遇，在“茉莉芬事件”后日渐亲共。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把美国著名记者冈瑟斯坦（Gunther Stein）所撰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翻译成印尼文并加以出版 [注1]。他在序言中赞扬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是为国为民的政党，因此深得民心。在新中国成立后，林群贤甚至在《新报》撰文赞扬中共政府。其亲共言论逐渐招惹印尼右派和反共人士的不满。

在美国施压下，荷兰于1949年杪无奈放手，承认印尼独立。之后，林群贤与一群土著和华裔政治人物成立包容多元族群的新党——印尼力量同盟（Persatuan Tenaga Indonesia）。然而，印尼力量同盟始终无法获得大部分华人的支持。许多华人选择加入由华裔富商所创办的印尼中华民主党（Partai Demokrat Tionghoa Indonesia），该党是印尼独立后的第一个华人政党。

1951年，印尼时任总理苏基曼维尔约桑佐约（Sukiman Wirjosandjojo，读音为Sukiman Wiryosanjoyo）是一名反共人士，且与美国大使关系密切。为了避免类似“茉莉芬事件”再发生，苏基曼藉着平息印尼当时爆发的罢工与骚乱事件，下令整肃印共党员和亲共人士，而林群贤也不幸落网。

正如前述，林群贤在监狱里遭受拷打，尽管在约两个半月之后获释，但其身体已蒙受严重伤害。林群贤坚持自己无辜，认为苏基曼政权的逮捕之举极不合理。他深感自己遭印尼政府背叛，更不满独立以后的种种歧视华人事件。他愤恨自己虽然曾大力支持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协助国家独立，但如今却遭到这样的不人道对待。林群贤的痛苦监狱经历，摧毁其政治理念以及对印尼本土的希望，因此他决定放弃印尼国籍，选择成为中国公民——即使他从不曾踏足中国。

还原华裔的独立贡献

此后，林群贤退出政坛，转而从商。他在雅加达开设一间药剂店，并计划在棉兰开设分行。然而，在1952年11月5日，林群贤赴棉兰处理商务时，不幸心脏病发作，死在当地。他的遗体葬在棉兰。

数年前，当我在泗水进行实地考察时，一名曾被苏哈多政权监禁十多年的华裔左派人士告诉我，他认为林群贤生性冲动，缺乏耐性，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强调，政治工作者必须能沉得住气，并具备足够的耐性，才不会在遇到挫折后轻言放弃所持的政治理念。

无论如何，林群贤的确对印尼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有巨大贡献。虽然他最后放弃印尼国籍，但他确实是协助印尼取得独立的功臣之一，这是不可抹杀的历史。遗憾的是，在苏哈多当权后，印尼政府除了对华人实行强制同化政策，还抹杀了林群贤和其他华族精英在印尼独立斗争中的贡献——印尼历史教科书中完全没提及印尼独立筹委会包括林群贤在内的华人代表，结果大部分印尼人对华人在印尼独立斗争中的贡献一无所知。

据悉，目前已有一群华裔印尼人呼吁当地华裔精英与华裔政治人物联手向政府施压，要求还原华裔被篡改的历史。希望印尼政府最终将俯顺民意，还原历史真相，让印尼人民知道华人在印尼独立斗争中并没有缺席。

注解：

1.  印尼文版的题目为“Chungking dan Yenan”。

钟武凌，出生于吉打亚罗士打市，霹雳怡保市长大，2014年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大学讲师。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华裔印尼人在后苏哈多时代印尼的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