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文化行脚

久违的小黄花

什么时候

你变得如此孱弱

孤单

忘记了你曾经让风转了方向？

忘记了你曾经让人温暖了心？

什么时候呀

再有那旋转的风

把你吹得

漫山遍野黄一片

-----------------《杨白杨。无题25》

评论505之后的两周年是令人唏嘘的工作，杨白杨老师的一首诗是许多人的心情写照。因为428之后我们自诩这是最好的年代，突然爆出的民主契机都让我们自认为告别了种族政治的时代，但是之后一系列荒诞不已的政治与社会闹剧，让我们恍然无论是政治或民间都沉沦在民粹里的快感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处在最坏的年代。

我们都以为民联是瓦解种族政治的希望，揭穿国阵巫统以种族扶弱为名的寻租文化，开拓问责与宏观的政治风气。前期的确如此，然而当民联盟党碰到政治瓶颈和挑战时，卻退回到最保守的方式回应之，甚至不惜与国阵政治人物比傻。

国阵以惯常手段将政策的负面影响归咎为种族，因此两位部长将消费税带来的涨价归咎为华商；民联缴械于消费税后，竟然攻击征收服务费的餐饮业者，结果弄出了黄伟益“划X”的闹剧。朝野政治领袖不断的以民粹方式回应各类议题，看在公众眼里政治人物没有最蠢只有更蠢。

马内阿（Norman Manea）的《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里有句话说：“当代国家许多政治领导人的平庸，以及他们言语里表现出来的愚蠢只能增加人们的怀疑。最终，这种怀疑就会变成默然和鄙视。”民联政治人物若继续与国阵比傻的斗争，只会加深人们对其的默然和鄙视。

无法回应新挑战

第二，政治反对势力不仅无效回应新挑战，对于旧的争执也穷于应对。当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回归保守路线，将伊斯兰党从“全民伊党”败退为“宗教司伊党”，行动党则如预料的激烈否定伊斯兰刑事法。资深领袖林吉祥甚至认为这是马来西亚宪法最大的危机，呼吁以“反伊斯兰刑事法”为目标重组“后民联，后国阵”的政治势力。

伊刑法的争议其实牵涉蛮广，不只是伊斯兰与非伊斯兰，或是宗教与世俗的争议，也涉及了思考现代性的问题。然而纯以国会目前的运作而言，伊刑法是一个伪命题。资深议员应该了解马来西亚创建国会两会制以来，绝少有国会议员私人法案能呈上国会讨论，更甭说通过。

中产阶级逐渐消失

其实，这国家最大的危机是社会正分裂成“超级富豪”和“贫穷者”阶级，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当中。社会的金字塔关系若演变成沙漏，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喷涌，瓦解社会的现有秩序。吊诡的是，林吉祥甘愿与掠夺国家财富者合作，卻漠视了它亦是伊刑法争议的始作俑者。

巫统50余年不断掠夺国家财富，同时以种族政治“遮盖”了其他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导致问题一直在积累、恶化。除了财富分配，在关乎少数群体权益如母语教育、多元文化、宗教自由、性别平等、原住民土地等问题上，政府并没有担任好守护少数群体的角色，甚至还主动狙击。以跨性别者（Trans gender）为例，政府不承认他们的权益甚至还采取恐吓、逮捕和控告的方式骚扰之。

当这些问题日渐严重之时，国阵的政权也在308之后出现动摇，代阿都拉而起的纳吉在执政初期被看好能改革国家，纠正不平等的现象，至少停止迫害少数群体。惟纳吉不过是要维持政权稳定，愿意采取小修小补的方式缓和民怨，而不会锐意改革腐朽的体制或是对既得利益集团做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是营造更包容的社会环境。

扮演延续政权角色

纳吉只是在扮演一个延续政权的角色，却不知道行政首长对国家的责任，让整个内阁都在空转着。其他部长也是如此，他们不过练就了讲稿和背稿的能力。因此，当发生MH370和吉兰丹大水灾时，整个内阁非常慌乱无法应对这些突发的危机。吉兰丹大水灾也透露出，伊党政府亦是如此。

那么，我们不就应该鼓励前首相马哈迪继续与纳吉之间的角力，以逼巫统精英走向分裂，或是削弱巫统势力，让公民社会能借机扩大民主自由空间？

然而，巫统不是信奉民主自由的政党，不可能会在毫无反抗下放弃权力。308大选后我们见识了巫统反扑的实力。唯有来自民间的压力才能迫使巫统跑出类似印尼哈比比、韩国卢泰愚这样的人物，才能在威权体制遭冲击后推动民主改革。

推倒国阵的最大契机

因此压力还是来自于民间，然而压力来源不是公民社会所追求的民主，而是消费税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理论而言，政府发放一马援助金的确能减缓低收入群体所受到的冲击。惟消费税所带来的通货膨胀超过政府的预期，我想目前只有副财长阿末玛斯兰还天真的说货物会降价。

消费税成了推倒国阵的最大契机，前提是我们都能做的更多，纠正社会的不公义。政治理论家鄂兰（Hannah Arendt）说过，在自由民主国家，“集体责任”表现在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以及政治参与，当然公民亦可以采取“免于政治”的消极行动也就是“公民不服从”来抵抗，冀望改变政府不当政策。

然而，在马来西亚这种软性的专制政体里，政治参与以及“免于政治”的自由受限，公民所能承担的政治责任范围有多大？鄂兰明言，处于专制里的任何公民都处在面对道德、法律与政治责任的纠结，以及严苛的抉择环境，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不过就马来西亚的环境而论，我们还是有许多“免于政治”或“公民不服从”的空间，甚至是可从生活着手。

免去不必要的消费

比如说，既然消费税基建于消费行为，除了上街之外，我们的抵抗就是免去不必要的消费。马来西亚缺乏公共活动，因此每到假日人们都选择在商场购度日。因此，我们大可在假日办免消费税的活动，比如读书会、电影分享会等，让人们想象超越消费的生活模式。

其次，公民社会与民联粉丝们（民粉）应该是以建构新模式来解构国阵的恶政。光是批评政府政策与社会现象的不公义，卻没有提出替代方案，将无法为公众提供新的光景。政府开征消费税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为石油税收的减少做准备。因此，反对势力在组织运动之时也应该促使社会更多的讨论，提出消费税的替代方案。

葛兰西说过“革命行动的现实需要冷静，但是革命者的信念却是火热的。”社会运动不只是理性的策略也要激情的投入。我们都容易愤怒，卻很少时候能将愤怒转为有效的压力。这些年来反对巫统政权的努力都是在无计划、无组织的短时间爆发的，可是大多数卻会很快消失，就是因为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对话，甚至有者还深陷于内部的斗争而忘了初衷。

马来西亚的民主化是一条蜿蜒而上的山路，其之难犹如上青天，虽途巉岩不可攀卻依然值得让人努力。我们作为有意识改造社会的群体绝不相信宿命，而是相信自己的行动终究会带来有意义的改变。

卓振宏自况：教育，是我一辈子的工作，启蒙人，遭启蒙是我追求的生活方式。游走在性别、选举、古迹、社区、种族、环境议题，追根究底仍是资源分配与民主。旅游，是我短暂的出走，以身躯体验世界之他，以心领会世界之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