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不安时代

“艺术是什么？”日本艺术学者Sumiko Kumakura教授，年青时研究欧洲中世纪艺术，长期在法国生活，及后回日本继续艺术教育工作，在这些年来，当她游走于艺术界以外的圈子时，别人接过她的名片，看到“艺术”两字，眼神里都充满疑惑，“噢！我不懂艺术...”

这些重覆出现的同类场境，使Sumiko担忧，如果连这些知识份子，或来自上流社会的人都觉得艺术是高深得不可企及，那么，对于寻常百姓，艺术又是什么？

艺术的高档和小众形象，近年好像逐渐被打破。在马来西亚，多个社区盛行起壁画创作，由槟城古迹区的壁画开始，吸引了大量游客纷涌而至，其后各州多个社区陆续开始各式各样的壁画创作。

社区艺术有何意义？

艺术进入社区，确实是亲切多了，透过壁画和社区艺术节的呈现，使得原本看来平平无奇的社区，也变得缤纷热闹起来。可是，接下来，马来西亚的社区艺术该如何继续发展？又，这些壁画，那些刻画在墙上的脸孔，以至更整体而言的社区艺术，到底是要带出何种意义？

槟城艺术教育协会（Arts-ED）的创办人Janet Pillai，总结出她对本地艺术项目的看法，她认为普遍来说，这些项目带有相近特色：以社区为本、从下而上、倾向中性、不带政治色彩、非抗争性，而在缺乏建制资源和制度的支持下，这些项目大都难以持续发展。

Arts-ED的工作定位是社区艺术教育，教育工作视过程重于一切，改变往往都是在过程中体现，包括参加者的个人自信心、社区的归属感、人与人的连结等，人们在参与过程中的变化才是重点。

重视成品忽视过程

但，外界只会以结果来衡量成功与否，以致艺术家的精力都集中到做出更美、更有看头、更有创意的陈列品。“大家只是留意制成品，却忽视过程”，Janet认为这正是本地社区艺术面对的瓶颈之一。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其他国家的艺术家身上。印尼的社区艺术工作者Marco Kusumawijaya则认为，要讨论社区参与艺术，首先要厘清什么是社区，而社区的本意就是“我们如何共同生活”。他特别关注的是气候危机问题，因此他尝试以艺术的方式，与村民一起探讨目前的生活方式与环境变迁的关系。

和许多的下乡项目不同，Marco从不视乡村是问题根源，入村不是为了“帮助”他们。“乡村是充满启发性的，而艺术是用来重新活化社区、激发村民想像的工具。”

集体创作才是关键

Macro认为改变个人行为是非常有局限的，改变必须要来自集体，“集体”是他创作中的关键字。

在印尼，烟霾的问题严重，Macro于是跟村民一起去研究平日煮食用的食材，才发现许多都是棕榈油提炼的产品，然后他们试着找回传统的食谱和煮食方法。

“我们就来一起制椰子油呀，村民很惊讶，单单造油就花了三个小时！但是我们也从中学到，以前都没有棕榈油呀，大家都能好好生活，为什么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却要回头去吃这种有毒的东西？”

他以食谱切入环境问题，把抽象事物拉回到与每一个人生活相关的反思，而这些思考又引发大家行为的改变。

艺术回应社会的问题

社区艺术不只限于文化和历史，它同时可切入当下最迫切的社会问题。例如新加坡，以及许多高度发展的城市一样，皆面对人口老化问题。老人人口渐多，虽然政府有提供老人社福服务，但对这些银发族来说，参与社会的机会极少。

“食盐多过你食米”——老人对社会自有一套看法。偏偏主流话语总强调希望在青年身上，老人的潜能和看法总被有意无意地漠视。

新加坡社区剧团戏剧盒（Drama Box）于是找来60名乐龄人士，举办连串工作坊，一起探讨新加坡老人面对的问题与压迫，并由工作坊的参加者担任素人演员，演出《明天》一剧，以此带动社区更多的讨论。

戏剧盒也切入禁忌议题，以“生死临终”作主题举办活动。谈死亡原是华人社会的禁忌，但经过数年的努力，人们的观念也逐步改变。既然有一天终会离开，何不与亲友好好讨论？这计划后来也得到政府支持，往后将会扩大规模举办。

新加坡政府控制严密

戏剧盒的题材紧贴社会中的人和事，剧团的副艺术总监许慧玲坦言，外界感觉新加坡的空间相对以前开放，但她却觉得政府的控制比过往更严密。即使连国家艺术局（National Art Council）也承认，新加坡没有任何free place，要在任何地方进行活动和演出，都需要向不同的相关单位申请，并获得批准。

申请表演准证意味着政府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作品能否公演。“以前申请只需要提交演出剧目，但现在却要我们提交整份剧本作审核。如果遇到比较‘敏感’的情节，他们不会直接说不批准，但会说因为这一段戏，所以要加‘PG家长指引’，那就代表不能在户外演出，只能在室内。 ”

繁锁严密的规限，以行政理性来实施政治控制，是新加坡政府的一贯管治作风。像她一样努力打造更大空间的反叛艺术家，还有参与式艺术网络（Arts-engaged Network）的艺术总监Alvin Tan。他是新加坡的剧坛前辈，见证着新加坡的剧场发展。

现实是场荒诞政治剧

他指出政府的态度也会按情况改变，像去年的年度艺穗节，新加坡有史以来第一次公映以爱滋病为题材的剧目，并邀请澳洲剧团来表演，引得各国传媒报导。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开放，政府只是要在国际社会建立开明的形象。”戏外有戏，现实是一场更荒诞的政治剧。或者就如新加坡艺术工作者罗子涵所言：“无论作品多么前卫或具争议性，我们都被收编入体制之中，而这必然意味着我们制作的作品符合国家的利益，以及其所欲再现的形象。”

但踩界的题材、敏感的题目，是否就是好的艺术？Alvin认为没有那么简单，这也是目前新加坡艺术界的重要讨论。冲破禁忌、制造讨论，并保有艺术的美感，以及重视公众参与，这正是剧团工作者们努力的方向。

作者注：槟城艺术教育协会（Arts-ED）于2015年12月18-20日主办的“以艺术进入社区区域圆桌交流会”，邀请亚洲区多国艺术家进行交流，文中内容来自会议的讨论内容以及与会者的访问。

刘嘉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后一直在工运圈子打滚。近几年经常进出马来西亚，第一句学会的马来文是 lawan tetap lawan，相信鸡蛋终会战胜高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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