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

不久前，净选盟就公正党为安华制造波德申补选所引发的争论，倡言本地选制应改採德国联立制。这并非净选盟首次提出这样的选制改革倡议。今年1月末，时任净选盟主席的玛丽陈亦曾公开主张本地选制宜改採德国联立制。

与其同时，最近政府成立的选举改革委员会，亦将改革目前本地的简单多数决选制，列为其首要检讨事项之一。无独有偶，上述两个组织，本地政治学者黄进发皆为重要成员之一，黄氏是本地少数专研选举制度的学者，且多年来一直热衷倡导以德国联立制取代目前的简单多数决制。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黄氏的主张对他们发挥若干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大马鼓吹联立制选制的倡议，已从公民社会的呼吁，跨进政府体制成为选制改革决策的重要选项之一。

然而，不论是学界、评论界、媒体和公民社会对上述联立制的选制改革建议，不是全单照收，就是保持缄默，鲜有不同意见的讨论。选制改革兹事体大，对本地的民主发展前景，影响深钜，反映在社会讨论则出奇沉寂，让人纳闷。

恐诱发政党体系更碎片化

大多数主张联立制者，其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

（一）纠正政党得票率与议席不成比例的问题，即比例性偏差问题；

（二）解决议员跳槽问题，盖在联立制下国会议席分为地区直选和政党比例代表，若有一名地区直选议员脱党跳槽，丧失议席的政党可循政党比例代表议席补回一席。若是政党比例代表议员脱党，就会丧失议员资格并由原政党所推荐的人选递补；

（三）打破两线制所造成的两大政党阵营比烂的困局，减少大党垄断议席的可能，增加小党进军议会的机会，有助缓和二元对立的政党政治格局，利于政党选后结盟，实施多党民主。（更详尽的分析可参见黄进发《共业：我们能否摆脱被巫统统治的宿命？》一书）

针对上述的说法，首先在选制研究，有所谓代表性和集中性的讨论。前者着重选制尽可能让政党所得的选票充分反映在席次分配上，以贯彻票票等值的民主价值。后者则重视选制能发展稳定政局的作用，强化大党的竞争优势，避免议会小党林立，以利议会筹组稳定的过半政府。

目前本地所採的简单多数决选制，其特色就是在于强调集中性，而代表性偏差则是该制度必然存在的现象。在大马纵使採取简单多数决制，最近两届大选分别有14+1（社会主义党议员以公正党旗帜当选）和18个政党在国会拥有议席，可见大马政党体系存在分裂的诱因，若改採联立制，往后难保不会诱发政党体系更碎片化，对组成稳定政府造成一定的难度和冲击。

也许支持联立制的人会反驳，德国联立制设有政党全国得票率需达5%或取得三席地区直选议席的门槛，才能获得分配比例代表议席，这样的设计将有效降低国会小党林立的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地主张联立制者，就是认为联立制能够解决比例性偏差问题。

不过，在德国的经验，已经有人批评相关门槛设定，造成选民投票给那些无法跨过门槛的政党，其选票沦为无效票，让一定比例的选民声音，无法反映在议席上，仍旧存在比例性偏差问题。

事实上，已有识者指出，目前大马选制所造成的比例性偏差问题严重，更多是出自于人为的选举操纵之故，因此，透过改革选委会的公正和独立性，避免沦为政党的禁脔，简单多数决制所造成的比例性偏差问题势必获得改善。（见陈中和，〈公正的选举过程更重要〉，《星洲日报》2018年，9月15日）。

是故，联立制并无法根治比例性偏差问题，所以与其冒然改制，且恐有导致政党碎片化，影响内阁制的稳定之虞，倒不如先从改革选务着手，更为妥当。

其次，解决议员跳槽所引发的正当性问题，亦并非唯有採联立式选制才有办法克服。事实上也可以透过修改选举法的方式予以防治。譬如规定个别议员的脱党，其议席必须悬空，举行补选，且允许原任议员竞选，以便重新取得民意认可其脱党行为。

然而，若政党内部因路线之争、结盟对象的改变或重组，导致其属下的议员集体走出、分裂或另组新党，则不受此限。

未必能打破政党集团垄断

再者，根据德国战后推行联立制的经验，其政党体系长期形成“两大政党集团”，就是以右派基民/基社党为一方，另一方则以左派社民党，大多时候两党交替轮流执政。与其同时，不少时候，没有单一政党在国会过半，两大党会寻求意识型态接近的小党，组成联合政府。

传统上，基民/基社党和自由民主党合作，而社民党则配搭绿党筹组政府。最近出现的左右大联合政府，肇因于两大党无法单独与其他小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而被迫接受两大党共治。

在外人看来大联合政府是跨党派合作的典范，然而已有一些德国学者忧心大联合政府常态化，一则会弱化议会民主，盖议会失去强大在野势力的制衡和监督；二则左右共治，两大党在政策、理念上南辕北辙，会形成各种难以妥协的政策拉锯，在施政上窒碍难行；三则两大党原有竞争关係，施政过程无可避免会出现相互拉扯，争功诿过的情况；四则社民党加入以基民/基社党为首的大联合政府，让社民党陷入尴尬的位置，大选时背负执政的包袱，无法放胆批评基民/基社党，反而要为大联合政府的若干施政辩护，沦为里外不是人，让原支持者改投其他政党，造成政党支持度下滑。

所以，从德国经验，联立制真的能打破两大政党集团对决的政党生态的说法，有待商榷。

对一些本地支持联立制的人来说，认为政党选后结盟，筹组政府，是更民主的做法，惟在一些德国学者看来，政党选后结盟组阁，可能会让多数选民不喜欢看到的情况出现：在选举时议席增加的政党，无法入阁组政府，反而受选民唾弃议席减少的政党，可以进入政府，让选民无法用选票决定那个政党做政府。可见政党选前结盟，抑或选后结盟，两者并没有孰较民主可言。

另外，德国联立制有所谓“超额议席”的问题，向来受人诟病。“超额议席”出现，盖在联立制下选民手上有两张选票，一张投给地区直选的议员，另一张投给所属意的政党，惟各政党的议席总数会根据选民的第二张选票（即政党票）来加以分配。

譬如全国总席次是100席，50席是地区直选，另50席是按政党票得票比例分配，如A党地区直选获6席，另其政党票是15%，因为政党的总席次是根据政党票的比例分配，所以A党获得的总席次会是15席，所以A党除了原地区直选的6席外，可以从政党比例代表席次分配到9席。

设若B党地区直选取得15席，惟其政党票仅是10%，则B党的地区直选议席可以保留，因B党的的地区直选议席已超过根据政党票比例所能得到的总席次，故B党不会再获得分配政党比例代表的议席。所以，B党在地区直选所多取得的5席，这就是“超额议席”。

因此，在联立制下，选后国会的当选议席总数，可能会超过选前所要应选议席的总数。2013年德国国会选举，从原本的598应选议席，激增到631当选议席，“超额议席”高达33席。

“超额议席”的出现会让政党过半门槛，选前选后不一，对民主成熟尚需改进的新兴民主国家，是否会构成宪政争议，这是主张本地採联立制者，需慎思其重。

与其同时，在德国以外採联立制的国家曾发生遭滥用的问题。盖联立制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个选举漏洞，让政党可以将选民的第二票政党与第一票直选票，脱钩分别计算，以利争取议席的极大化。

做法有二：第一种手段是甲党和乙党合作，两党要求所有支持者，集中将地区直选票投给甲党，第二张政党票则投给乙党，如此两党将可以极大化其地区直选议席和政党比例代表议席。第二种方法，就是某党成立所谓附庸政党，该附庸政党的政党比例代表侯选名单和该党的一样。

这样该党就可以使用上述第一种方段，绕过联立制的得票比例的限制，让该党的议席极大化。上述两种做法，完成达背联立制设定的制度初衷和精神。上述选举操纵的手段，在阿尔巴尼亚、委内瑞拉等採联立制的国家确实发生过。以大马的选举文化，改採联立制后，发生上述选举操作的手段，机率极大。

点滴社会工程的改革方式

509大选前，黄进发曾忧心简单多数决制，将会阻碍本地的政党轮替，幸好黄君失准，国人告别了国阵统治。

黄君以本地社会为“双极社会”，简单多数决制只会让政党竞争增强歧异，无法趋中竞争，惟其说无法解释走多元族群路线的人民公正党的崛起，所以其说充其量只是一种有待更多实证数据证明的“假说”。

联立制真的如黄君所述，能够解决本地政党政治的扭曲，笔者多有保留。惟笔者可以确定的是，本地若改採联立制，伊斯兰党会是最大赢家，根据2018年伊党的政党得票率换算，伊党的16.99%得票率，换成议席，将会分配到37席，足足比现在的18席多一倍。

卡尔波柏（Karl Raimund Popper）认为，有志推动社会改革者应採“点滴社会工程”的方式，避免以“伟大的设计者”自居¸主张渐进的改革，点滴且温和逐步消除社会错误。选制改革千丝万缕，涉及的不仅是制度安排，尚需考虑政治文化、政党生态、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等因素。

当学者凭借其高贵的理想和主观的期待，将国外複杂的经验个案，加以美化、简化后挪用，以片面的鼓吹，取代严谨分析和评估，如此无益于实际的社会改革，反而让社会理想蹈空和淘空，成就的只是个人的一场又一场的幻梦。所以，此刻提出波柏的提醒，在笔者看来，应是适时的。

潘永杰，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硕士，现任职民间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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