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青年周金海：从执刻刀到执笔
【前夕乍晓】
鲁迅与青年朋友的接触与栽培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也是他被誉为青年导师的原因。在他精心培育下催生了青年美术木刻版画团体，同时也给以木刻青年多方面的协助，如开办木刻训练班、出版外国优秀版画作品、举办画展，以提供参考学习的机会。
有时鲁迅会趁举办外国木刻展览之便，召集木刻青年在租赁的旅馆小会议室里，把外国木刻作品拿出来共同鉴赏和讲解。木刻青年经常给鲁迅寄自己的新作，鲁迅总也很乐意把它推荐给文学刊物或介绍到外国艺坛。鲁迅经常给木刻青年通讯，借此进行思想啟蒙与技术指导工作。
【前夕乍晓】
鲁迅与青年朋友的接触与栽培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也是他被誉为青年导师的原因。在他精心培育下催生了青年美术木刻版画团体，同时也给以木刻青年多方面的协助，如开办木刻训练班、出版外国优秀版画作品、举办画展，以提供参考学习的机会。
有时鲁迅会趁举办外国木刻展览之便，召集木刻青年在租赁的旅馆小会议室里，把外国木刻作品拿出来共同鉴赏和讲解。木刻青年经常给鲁迅寄自己的新作，鲁迅总也很乐意把它推荐给文学刊物或介绍到外国艺坛。鲁迅经常给木刻青年通讯，借此进行思想啟蒙与技术指导工作。
另一种新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虽有木刻，但有异于抗战与革命时期的新兴木刻艺术，鲁迅作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播种者与推动者，可说是继五四运动之后体现的另一种新文化精神，它是因应内忧（白色恐怖）外患（外辱）的时局而出现，同时也符合三十年代左翼鲁迅精神。
对于提倡新兴木刻的原因，鲁迅在《〈新俄画选〉小引》和《〈木刻创作法〉序》的意见显现其从民族主义、颓废向左翼的转变：其一，是“当革命之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其二，木刻“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鲁迅认为，木刻“本来就是大众的”艺术，尽管也远离过大众（如明清文人的诗笺），但是，就欧洲新兴的创作版画，正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尤其是当时苏联的木刻艺术，正大放异彩，介绍和借鉴他们的艺术成就，不但可以使木刻青年获得学习的典范，而且还可以激发和鼓励中国人民争取解放和追求理想的热情和斗志。此外，木刻制作简便又省耗费，一版多印，易于流传普及，非常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需要。（李允经《中国现代版画史》，页6-8）
木刻青年组织团体
作为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倡导者与发起人，鲁迅把版画艺术与时代结合，并极力予以推崇。抗战时期的木刻深入到农村与工厂，很快获得群众的认同。
因此，30年代的版画作者是同时以艺术家和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当时，许多刊物，报纸副刊都刊有木刻作品，这无疑是受鲁迅的影响。
在鲁迅的倡导下，木刻青年进一步组织木刻团体。“MK木刻研究会”这个组织就是受鲁迅的启发建立起来的。MK木刻研究会其中一位发起人是曾经在星马生活与工作的左翼作家/艺术家周金海。
根据黄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MK木刻研究会在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领导下，由木刻讲习会学员钟步青、陈铁耕等为骨干，于1932年9月，在上海南市菜市街四百四十号（今顺昌路五百六十号）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内成立，成员有周金海、王绍络、金逢孙、王式廓、陈普之、陈葆真（女）、夏朋（女）、王紫萍（女）、陈烟桥、何白涛、黄新波、郑野夫、张望、张明曹（女）、丁静影（女）等五十余人。
MK木刻研究会的命名，系取自“木刻”两字的拉丁文“Mu Ke”拼音而成。该会活动成绩显著，在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上，页247）
周金海南渡到星加坡
周金海，署名周力达、周心默、云山、丁山、卡达、耶夫等，1913年出生于广东潮州枫溪。由于家贫，童年时随亲友南渡到星加坡。大约于1926年，入星加坡潮籍人士创办的端蒙学校读书。
1928年，著名潮籍画家张汝器来到端蒙教授美术，周金海受到熏陶，爱好美术，开启他的美术启蒙。毕业后，周金海进入“汝器画室”当学徒，主要学习油画。周金海后来跟版画结缘，与童年的美术教育不无关系。
1931年初，周金海回大陆上海美专学美术。后来加入“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1932年9月，他和同学陈普之、张望、陈葆真被吸纳为中共党员。这期间，他经长往内山书店跑，开始有机会接触苏联、德国和日本的版画，并和同学酝酿组织木刻研究会。
1933年秋季，MK木刻研究会筹划出版木刻集，制作好的锌版收在周金海宿舍里，不料被一位特务学生告发，制好的锌版木刻被没收，周金海等人被捕，“周在狱中，虽受严刑酷打，欺骗利诱，始终坚贞不屈……1936年夏刑满出狱。”（郑普洛《我所认识的周金海》）。MK木刻研究会从此解散并停止活动。
根据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的《木刻画选集》（未出版）目录，选入的木刻作品有十六幅，包括周金海作品《伤》，署名金海。
图一：周金海的木刻作品《奔逃》。
周金海被判入狱五年
1934年6月，鲁迅编辑《木刻纪程》，收入木刻作品二十四幅，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创作木刻选集。作者在《不忘播种者》一文中曾回忆鲁迅当年怎样关怀和爱护MK木刻研究会的片段。文章叙述MK木刻研究会于1933年10月16日举行最后一次展览会，给鲁迅发去请帖。
当时鲁迅住在北四川路，距离展览地点比较远。不料鲁迅和内山完造竟于上午出现在展览场，周金海亲自接待。鲁迅观赏版画之后，和内山完造各买了一套。此外，鲁迅也收藏周金海其他三幅作品，即《冲》（见本文顶端大图）、《奔逃》、《无题》。
图二：周金海的木刻作品《无题》。
在此次观展中，鲁迅除了针对整体作品给与具体的指导，最后鲁迅提醒青年们要注意木刻会的生存问题，他说：“过于偏重政治内容，倒会使人望而生畏，不敢接触木刻了，又更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给以摧残、破坏的机会，这对木刻会的继续存在和活动时不利的。”
鲁迅这一番告诫果然应验，翌年五月MK木刻研究会被国民党当局破坏，公开的负责人被捕入狱，周金海亦于参加学校毕业考试期间被捕。鲁迅从陈烟桥处获悉周金海被捕，付出许多心血营救，惟以失败告终。最后由律师史良出庭辩护。在庭上，周金海顶替陈葆真的“罪证”而被判五年徒刑，陈葆真先行释放。
周金海变为文艺青年
周金海出狱后回到潮汕，参加当地的木刻活动，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他南渡星加坡，时年27岁。他在星加坡约两年，由于不容易取得适当的木刻材具，转向南洋普及性极高的戏剧救亡运动，也写散文和杂文，发表于星加坡《南洋商报·自由谈》和吉隆坡《马华日报》。
接下来两年，他先后受聘到马来亚芙蓉一所中学以及雪兰莪华侨中学执教。课余在槟城《现代日报》发表杂文，在星加坡《总汇报》和《星洲日报》发表短篇小说、书评及短评。战后1945年至1948年，他的散文和杂文也见于《民声报》。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二个阶段，从木刻青年转变成文艺青年，文字成为他的匕首。
战前，加影素有文化城之称，华侨中学聚集了不少左翼老师，曾在该校执教的左翼作家除了周金海，另有马宁、流冰，两任校长胡一声（原名胡水庭）和张天白（原名张晓光）也是左翼作家。
作为南洋的小延安，“华中当时曾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林伯渠边区主席等首长为华中亲笔题词，毛主席又为华中题写了校牌，竖立在校外的大路上和在学校的校门的横额上，拓成水泥字体，毛主席的雄劲的字体使路口的校牌及校门的横额更加壮观。”（黄洁《胡一声与加影华侨中学》）。
任教华侨学校时加入马共
华侨学校的学生来自马来亚各地，毕业生也分布在马来亚各州。1937年，在胡一声校长的领导下，该校增设高中部与高级简易师范班，远从泰国、砂拉越、北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学生都慕名而来，高中、初中和简师的学生人数合共有一千多人，胡一声从中国聘请了不少进步/左翼教师，华侨学校一时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华文学府。
由于该校被视为马来亚革命的摇篮，小延安之称不胫而走。当地有另一所育华学校，林连玉曾于1932年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两年。两校办校特色不同，却不难感受到加影在殖民地时代的氛围。
周金海在华侨学校执教期间，参与抗日后援会，此时他已成为马共党员。该校于1939年成立加影前卫流动歌舞剧团（后来团长郑天保把它发展为加影前卫剧社），周金海是剧团导演之一。剧团深入群众，到小镇、椰园、锡矿山等地演出，足迹远至星洲。
戏剧家张一倩于1939年到该校任教，与周金海合作导演过《日出》。二战结束后，周金海未加入《民声报》以前，还搞过一阵戏剧工作，导演《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这不过是春天》和《升官图》，在吉隆坡剧院演出。
在华侨中学执教期间，周金海也引导学生学习革命思想和理论。周金海的华侨中学学生郑普洛事后追忆说：“我进校不久，他就介绍我读《西行漫记》、《唯物主义辩证法》、《论持久战》以及洛甫的《政党论》等。”（《我所认识的周金海》）。
一直到1941年11月，他因公開站在进步师生的立场，支持华侨中学师生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罢课行动而被宋方平校长解聘。离开华侨中学后，不确定周金海何时到《民声报》上班，但可以肯定的是，方修于战后1945年10月初到《民声报》上班即碰到了周金海。
周金海担任民声周刊编辑
周金海在上海艺专的同学，也是MK木刻研究会另外一位创办人陈普之（1911-1950，在彭亨转移途中遭伏击牺牲）也于1946年杪加入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出版的《战友报》，成为编委。
一年后，《战友报》刊登金枝芒的《谈马华文艺》，引起长达半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其时，金枝芒是《民声报·新风》的主编。
根据郑普洛追忆：“1947至1948年，马华文坛上出现‘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有些文章是在他[指陈普之——引者按]编辑的副刊上发表的。”，说明周金海和金枝芒也是同事，周当时在该报担任文艺副刊《民声周刊》的编辑，兼美术设计工作。
《民声报》于1945年8月26日创刊，最初是由抗日军所创办。根据方修的描述：“该报……早期……倒是一间相当商业化的报关，自由散漫的气氛很浓厚。……它的工作人员的来源也是多种多样，……有日本人的兴亚日报留下来的，有子承父职、代替新国民日报的旧职员来复工的。此外，也有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职业，暂且进来解决生活问题的，如台湾大学生侯斌彦，本地英校出身的李雁宾等等。”（方修《从民声报到中华晚报》，页65）。
1948年初，《民声报》进行内部改组，正式成为马共的机关报，负责人是马共驻吉隆坡办事处代表刘一帆，财政是萧立。
我们从方修的记叙中，对周金海才有更多的了解：“那一次侯斌彦等几个人一直嘲笑张维(现在汕头)在和别人打笔战时，误把蒙古族写成女真族，我也附和了几句，他就以老大哥的语气严厉批评我几句，说：这种自由主义的作风最要不得，张维犯的不是根本性错误，而只是技艺性的错误罢了，大家怎么可以这样是非不分、轻重倒置地嘲笑自己的同志呢?这一番话大大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使我好像从蒙昧的状况中醒转过来，觉得在认识上跨前了一大步。所以我一直很敬重他。”（方修《文学·报刊·生活》，页72）
被遗忘的“归侨作家”
有关周金海的背景，只得一鳞半爪，有些事件与年代各说纷纭。马华文史界的记载并不多，除了马仑人物小传的记载和郑普洛的回忆，其他刊物如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史料卷、《南來作家研究资料》（王宝庆主编）、《新马华文文艺词典》（赵戎编著）都付之阙如。
这或者与周金海的共产党身份有关，特殊的政治身份也导致他本人非常低调。他出现在国家独立前，后来被驱逐出境，学界把这个群体称为归侨作家。各种复杂的因素——时间的（建国前）、意识形态的（中共/马共）——导致后人有意无意选择把他遗忘。
因此，马华文学的记忆（与想象）只能从国家诞生那一刻开始，然吊诡的是，马来西亚华人在精神意识上偏偏又是有家无国。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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