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了，新加坡如何“去殖民化”？
【青红皂白黄】
一般得以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该要讴歌的就是为民族自决而抗争的爱国英雄与革命烈士。
唯独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却比较特殊，宣布自治已经六十年了，但今年还是不忘先纪念两百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佛士登陆此地。只是独尊一两个洋人的高大形象，又未免难为情，也难怪今年的新加坡河畔，就添了四个不同族群的先驱塑像来陪衬。
目前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举行的“莱佛士在东南亚”文物展，重新审视这位历史巨人，却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非议，指该展览始终站在西方殖民势力的立场，把莱佛士粉饰成文化爱好者，只挑出研究不到家等个人瑕疵，而对整个殖民体制的侵占与剥削行径，避而不谈。
【青红皂白黄】
一般得以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该要讴歌的就是为民族自决而抗争的爱国英雄与革命烈士。
唯独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却比较特殊，宣布自治已经六十年了，但今年还是不忘先纪念两百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莱佛士登陆此地。只是独尊一两个洋人的高大形象，又未免难为情，也难怪今年的新加坡河畔，就添了四个不同族群的先驱塑像来陪衬。
目前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举行的“莱佛士在东南亚”文物展，重新审视这位历史巨人，却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非议，指该展览始终站在西方殖民势力的立场，把莱佛士粉饰成文化爱好者，只挑出研究不到家等个人瑕疵，而对整个殖民体制的侵占与剥削行径，避而不谈。
然而，主张“去殖民化”的声音在新加坡还是相对微弱。难道说亲西方的文化倾向，在这个后殖民社会已经根深蒂固？还是新加坡在言论方面掌控得厉害，人人自危，担心“去殖民化”的话语会延伸到土著权益问题，或是触动到华文教育衰落的伤痕，以及其他敏感的政治问题？
后殖民社会的历史叙述
新加坡的现代史一惯地以1819年莱佛士和天猛公签署协定，设立港口为开始，接着强调的亮点，就是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在独立建国以来的成就，而忽略更宏观的历史趋势。其实，若要公允地对待历史，英国殖民统治者早期在规划与建设新加坡方面的功绩，自当不必排除，但华巫印各个族群辛劳的垦荒和历来经营的种种事业，更不能无视。
新加坡作为区域港口的经济发展，自然也和马来半岛的资源开发等密切相连，绝非是突然冒出的奇迹。而过去两百年来，各族群下层阶级在殖民体制下分而治之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人们为了经济利益而对民族文化所作出的割舍，难道不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亚洲文明博物馆目前的展览，只是承认莱佛士对这个区域的文化了解有限，对他在印尼爪哇的侵略者身份却轻描淡写，对他实施苛刻的土地税，也点到为止。
莱佛士家族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的爪哇傀儡。
有关他的学者身份，提到他为了个人的荣誉，而不惜阻挡别人发表学术成果，却未批评他所撰写的《爪哇史》，根本是依赖跑腿，东拼西凑而成，里面大量引用荷兰人的资料，还反说他们不重视历史文化。也可惜，展览不着重于新加坡城市规划的过程，所以没提到他如何跟驻扎官法夸尔针锋相对，还搞裙带风，让自己妹夫受益，根本就是个投机分子。
新加坡美术馆最近展出的装置艺术，探讨莱佛士与法夸尔二人的功过与瓜葛。
如今新加坡河畔新亮相的历史人物当中，作先锋的是源自巨港（三佛齐王国旧都）的桑尼拉乌他玛（ Sang Nila Utama），即是相传将本岛命名为“狮城”（Singapura）的王子，这等于承认新加坡的历史又可以追溯到七百年以前。但另外三位都和莱佛士同属一个时期，分别为华裔富商及慈善家陈笃生、莱佛士秘书马来文豪阿都拉（Munshi Abdullah）以及印度商人兼社群领袖纳莱依那比莱（Naraina Pillai）。说穿了，莱佛士开辟新加坡还是最主要的叙事框框。
总理李显龙在纪念活动的揭幕仪式上表示，莱佛士促成新加坡作为自由港的繁荣昌盛，新加坡也随之发展成“开放”的多元文化社会，但未来还有“永不停歇”的建设工程。另外，国大历史教授陈大荣最近发表相关演讲和文章，则强调新加坡七百年以前就是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如今作为全球化的经济市场，更需要不断欢迎新移民前来投资和工作。
历史为政治服务？
新加坡在2015年庆祝独立五十周年，当时官方媒体爱强调的是新加坡如何从半个世纪前的“小渔村”跃身成为第一世界的大都会。那年有一部国家资助、片名为《1965》的电影，场景都是仿造旧式店屋和甘榜地带，仿佛六十年代初的新加坡什么高楼大厦都没有，而未受过英文教育的华人，就大多是爱生事的流氓。
大约世间上的历史叙事，都是根据当前的理解和需要来诠释，所以对于过去的想象也自然可以朝三暮四。2015年要强调独立建国成就，半个世纪前的新加坡就是小渔村。今年要强调经济贸易和自由移民的重要性，所以七百年前的新加坡就是多元文化的大都会。
凡有国家重大庆典的年份，也很适宜举行大选。2015那年，正逢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又举办一连串的五十周年庆祝活动，趁着人心沸腾，八月国庆后的九月份就举行大选，结果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赢得了百分之七十的选票。
依此类推，今年纪念的不仅仅是半个世纪来的独立建国，而是两百年的经济繁荣，七百年的多元文化，选民要是投了在野党一票，岂不等于违抗天命，把三佛齐、莱佛士和行动党三个王朝一脉相传的千年基业，当着儿戏来赌博？
新加坡最近宣布为1950年代出生的国人提供“立国一代”（“Merdeka Generation”）保健配套，而通讯及新闻部刚刚又推出一系列“立国一代”宣传短片，向国家老一辈的工厂女工、入伍军人、甘榜邻居等等致敬。如今财政预算案，还推出“200周年纪念花红”的名堂。大选无疑是逼近了。
离不开英殖民体制的恩情
现在为时尚早，还不能断定官方渠道所推崇的历史叙事，是否只限于几个御用史学家的观点。但一般新闻媒体所会讨论的所谓“民间”历史诠释，大多也就是新加坡的宋元出土文物，或是十九世纪诸如陈金声、佘有进等的华人先驱，以及战前的生活面貌等等。
若要深入探讨五六十年代关于“默迪卡”和新马分家的一段历史，搞不好就会被挂上“修正主义历史学者”的称号，甚至像覃炳鑫去年那样被审问六个小时。
今年说是200周年，但截至这个月份，关于新加坡历史的学术著作似乎还寥寥无几。依笔者所见，目前最精彩的莫过于澳洲学者Michael Barr的《新加坡现代史》（Singapore: A Modern History）。
该书批评九十年代以来官方传播的“新加坡故事”，指出新加坡的发展绝不能总结为莱佛士和李光耀一两个历史巨人的功绩，而且现在太过渲染新加坡河岸七百年的出土文物，也同样落入窠臼，把新加坡的历史理解成一个岛屿的历史。这就忽略新加坡的崛起，是出于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廖内群岛和马六甲海峡争利，排挤掉原有的王国；也忽视这整个海域的贸易，早在鸦片战争前也跟中国富庶的物资息息相关。
新加坡在1914年已经是亚洲第三大的繁忙港口。1960年，新加坡财政部长吴庆瑞又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获得荷兰经济学家Albert Winsemius的相助，以充当政府智囊，一直到1984年。新加坡独立后发展成金融中心，还有港口的集装箱化，都要归功于这位荷兰人。
李光耀则在独立前后，给新加坡打造政治稳定。1962年，英国与澳洲决意要新马合并，同时打压左派分子。1963年采取冷藏行动时，李光耀一度提出逮捕一千人，英方虽然怀疑是在借机清除政敌，但终究以大局为重，为了确保李光耀政途顺利，就只将追捕人数减低至180左右。
Barr也指出，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为了发展制造业，自1970年代末以来就提倡提高生产力，也追求科技发展，但谈何容易。后来就靠引进低薪外劳来压低成本，到了2010年，外来人口达到高峰，引发更多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也在境外大量投资，但政府关联公司以亿算计的损失，却似乎无从追究。
根据书里的结语所说，新加坡的精英政权虽然充斥许多毛病，但政治结构的稳定并不容易取代，相信在李显龙的政权之下，莱佛士和李光耀的历史地位也不会轻易动摇。如此看来，新加坡的历史要“去殖民化”，又谈何容易？
或许在地的历史学者若能加一把劲，重新探讨两百年来各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同时为新加坡的华人史补遗，正视早期先驱的历史遗产，也确保陈嘉庚、陈六使等人物在战前和冷战时期对文教事业所作的贡献不被遗忘，那就无愧于先辈了。
黄子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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