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与华文之间的距离
【青红皂白黄】
新加坡今年碰上两个十分尴尬的周年纪念。一是英殖民势力的开埠两百周年。二是讲华语运动的四十周年。首先，什么年头了，还要认西方人作经济建设的祖师爷？那么六十年前的默迪卡口号，又算什么玩意？
其次，四十年一晃而过，把华语推崇为“母语”的措施，到底成功了吗？还是反而造成新一代跟方言族群的传统文化断层，愈发向英语为主流的环境一面倒？今年的数据显示，已有百分之七十一的华族在家里主要讲英语，比二十年前的百分之四十二还高得多。
说到华人身份认同的问题，近来南大旧事重提，又不免叫老一辈的华校生嗟叹。
【青红皂白黄】
新加坡今年碰上两个十分尴尬的周年纪念。一是英殖民势力的开埠两百周年。二是讲华语运动的四十周年。首先，什么年头了，还要认西方人作经济建设的祖师爷？那么六十年前的默迪卡口号，又算什么玩意？
其次，四十年一晃而过，把华语推崇为“母语”的措施，到底成功了吗？还是反而造成新一代跟方言族群的传统文化断层，愈发向英语为主流的环境一面倒？今年的数据显示，已有百分之七十一的华族在家里主要讲英语，比二十年前的百分之四十二还高得多。
说到华人身份认同的问题，近来南大旧事重提，又不免叫老一辈的华校生嗟叹。
讲华语运动推行了四十年，家里说英语的家庭越来越多。
少讲方言，更少看华文
新加坡在1979年推动讲华语运动，乍听之下，仿佛是维护本土中华文化的千秋大业。但现在的莘莘学子或许不用考历史知识，以前的三轮车夫、罗厘工友却都晓得，民间辛苦筹建的南洋大学（顶端大图二），是如何在1980年便宣告和新加坡大学“合并”，原址被改为“南洋理工学院”，平白降了一级。
东南亚第一所中文大学，就这么在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里，仅仅二十余年的光景就被腰斩，连大学牌坊都落得真假不分。
事实上，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一直在否定南大的水准和价值，一般的家长难道还不识趣，硬要把孩子送去华校？
也难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华校生占了学生人口的半数，独立之后每况愈下，而到了1979年，政府便顺水推舟，把修读华文第一语文的学生，限于特选中学的顶尖百分之八。若说这是在拯救华文，那显然是不懂得南大跟华校之间唇亡齿寒的道理。
说起特选中学，当时甄选的标准也是值得商榷的。除了华侨、中正、南洋等五所著名华校以外，有四所是中英并重的教会学校，自然有助于融合英文源流的子弟。但一些富有宗乡传统的优秀学校，却被忽略了。
比如潮州帮的端蒙中学，历来以书法著称，连连囊括书画比赛的锦标，也有学生荣获南洋大学主办的历史问答比赛冠军。1978年参加校际辩论会的高中队伍，更以“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不必以华语作为共同语”的不利辩题，夺得冠军宝座；代表队里的高二生林明哲，后来成了新广的当红小生。
但九大特选中学之中，并没有以书法等等的中华文化活动作为考量。这种精英政策的言下之意是，让总体分数较差的学生去念没有经济效益的华文，等于浪费国家资源。
教育部也似乎把人脑当电脑对待，以为学生只要不讲方言，脑袋就有更多容量来装华文。于是“推广华语”的运动，在八十年代将方言娱乐排除在公共媒体之外，但粤剧等地方戏曲的活动也自此和年轻一代脱节。
到了2006年，像“华语COOL”之类的口号，当然是在迎合西化一族，但这般环境的华语，还有多少文化根基？
如何还南洋大学公道
不久前，新加坡政府刚采取一些动作，说是让现今南洋理工大学学生铭记先驱对“南大”的贡献。10月19日，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大楼改名为“新加坡福建会馆大楼”，由教育部长王乙康举行揭幕仪式。同时，将“南洋谷”和南大湖边的一段路，命名为Tan Lark Sye Walk（“陈六使径”）。
说到这里，该回顾一下历史。1953年1月16日，时任福建会馆主席的陈六使，眼见马来亚大学称说设立中文系却一再拖延，而二度提出自办大学。
他表示，倘若社会人士能够响应，捐达500万元，他承诺捐献同等数目。过了几天，《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就发表文章响应成立马华大学的号召，中华总商会以及潮帮、客帮等各帮领袖也跟着响应。陈六使又以福建会馆的名义，将500英亩地献为新大学的校址。
南洋理工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大楼，于今年10月19日改称“新加坡福建会馆大楼”。
那么，怎不干脆将大楼或一条康庄大道以“陈六使”命名呢？依照官方的说词来看，一方面显然是为了同时肯定福建会馆“对教育和慈善事业的付出”，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政府还在维持以往“亲共”和“非共”对立的政治观点。换句话说，1963年被剥夺公民权的陈六使，始终只得到一个有所保留的“平反”。
但这么一来，民众所接收的政治讯息，似乎还很强硬：只要给政府提供可观的土地资源，国家自会给你嘉奖，但万一跟政府作对，就要走着瞧了。同时，这样所谓对“南大精神”的肯定，终究也只限于整个华社里捐钱办学的一小撮。
如今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园，原是陈六使当年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献出，供南洋大学所用。
这里尚未给南大一万多个受不平等待遇的历届毕业生，提供一个交代。南大在六七十年代不断受到政府干扰，毕业生也遭受贬低，军警甚至进入校园。教育部长王邦文在1968年宣布承认南大学位，却声明不能保证毕业生的出路。
反观香港中文大学，1963年成立时，文凭已经证实获政府承认，政府还在翌年确保说，任教职的毕业生将享有和香港大学毕业生相等的薪酬。
对于马来西亚的华社来说，南大决定在1974年停止在大马招考新生，更是令人震惊。试想数十年后的今时今日，新加坡的大专学府假若少了大马的学生报读中文系，都不知是怎样一个景象了。
说起云南园的大楼，令南大生不免痛惜的也是，不少六七十年代记忆中的建筑，如今早已不再。所幸的是，早期由槟城富商林连登捐献50万元而建成的南大图书馆，如今作为华裔馆等用途而保留着。由马来亚黄梨厂捐献25万元建成的文学院，却早已拆除。
笔者最近看了一部由南大校友陈昌黎所写的散文集《时代印记》，其中回忆起六十年代落成、设计既新颖又壮观的“建国堂”，字里行间更令人抱不平。南大电脑系就曾在此设立，这里也是学生上英文课程，观赏电影，参加讲座和毕业典礼的地方。
这座建筑是陈六使被剥夺公民权后，还获他捐献50万元而完成。该建筑的消失，也可以说是对南大形象的间接破坏。
建国堂。南洋大学已被拆除的大楼之一。
双语优势何在
事到如今，新加坡的当政者都不得不承认，讲华语运动四十年后的今天，这里所谓的双语优势，已经难以引以为豪。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笔者日前参加新加坡作家节的文学翻译发布会活动，会中提及英中翻译，出版社竟公开坦言，本地要找些轻易胜任的译者，还着实不容易。当局若是有人在场旁听，这也该是一响警钟。
新加坡作家节今年的主题为“我们的语言”。
新加坡独立已有半个世纪，自认是多元文化的社会，却连本土的中英双语人才都有限，显然是只承认华文的经济功能。反观被诬为共产温床和沙文主义的南大，很早就培养出好些懂得马来文的出色译者。那么，独立以来的新加坡，比起过去不同族群分而治之的英殖民地时代，究竟进步了多少呢？
黄子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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