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人缺席新山义兴？
【南国筑梦】
19世纪可说是会党林立的时代，从马来亚历史上的会党互动经验告诉我们，会党经常与帮群、方言群重叠（但这不是绝对的），且相互呈现紧张的关系。然而当时柔佛的会党义兴公司却有着不一样的情况。
一般认为，柔佛义兴的特殊点在于，它能接纳各帮群参与，现今新山华社也流传着“义兴精神”的口号，并引以为傲。
“㳉”墓墓主以潮州人居多
“㳉”是“清”字的另一种写法，此字与“清”相似，但无“主”字，一半又接近“明”，部首却是“氵”。一般认为，“㳉”的标志与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成员所创，普遍流通于会内，字面意义上带有浓厚的反清意识。
这类墓碑在柔佛、新加坡以及印尼的廖内都可以见到，唯数量零星，新山的绵裕亭义山可说是 “㳉”墓最为集中的地区，目前发现的，便至少有155座，这些墓主相信与义兴公司有关。
柔佛义兴其实属于潮州义兴，笔者对新山绵裕亭的“㳉”墓考察中，确实也发现义山上的“㳉”墓墓主都是以潮州人居多，与其他使用“㳉”字标记的籍贯相比，潮州人更占了超过90%（图1）。
【南国筑梦】
19世纪可说是会党林立的时代，从马来亚历史上的会党互动经验告诉我们，会党经常与帮群、方言群重叠（但这不是绝对的），且相互呈现紧张的关系。然而当时柔佛的会党义兴公司却有着不一样的情况。
一般认为，柔佛义兴的特殊点在于，它能接纳各帮群参与，现今新山华社也流传着“义兴精神”的口号，并引以为傲。
“㳉”墓墓主以潮州人居多
“㳉”是“清”字的另一种写法，此字与“清”相似，但无“主”字，一半又接近“明”，部首却是“氵”。一般认为，“㳉”的标志与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成员所创，普遍流通于会内，字面意义上带有浓厚的反清意识。
这类墓碑在柔佛、新加坡以及印尼的廖内都可以见到，唯数量零星，新山的绵裕亭义山可说是 “㳉”墓最为集中的地区，目前发现的，便至少有155座，这些墓主相信与义兴公司有关。（见顶端大图）
柔佛义兴其实属于潮州义兴，笔者对新山绵裕亭的“㳉”墓考察中，确实也发现义山上的“㳉”墓墓主都是以潮州人居多，与其他使用“㳉”字标记的籍贯相比，潮州人更占了超过90%（图1）。
然而，笔者也发现一些非潮州籍，但与义兴有密切关系者，但比例终究不高。目前所见到刻有“㳉”字标记的有福建籍2个（图2）、客籍2个、琼州籍3个、雷州籍1个，以及其他祖籍的老港1个。
图1 各帮群在“㳉”墓中的比例
资料来源：白伟权绘
图2 绵裕亭义山罕見的非潮州籍㳉墓（福建籍，1905年）
资料来源：2010年1月30日摄于绵裕亭义山
有趣的是，广府帮是新山第二大帮群，这里竟然没有发现广府籍的“㳉”墓！对此，我们目前并无直接的证据来解释此一现象，仅能试图以删去法来找出可能的原因。
三种可能推论
广府人缺席“㳉”墓留给我们三个可能，是因为还没发现广府“㳉”墓？还是义兴拒绝广府人的加入？抑或是本地广府人不加入会党？
针对第一个可能，19世纪所出现的广府墓其实多于其他潮州以外的帮群，而到了20世纪，根据英殖民政府1921年的统计，新山市区广府人占华人人口的29.7%，潮州人则占29.9%，因此其人口比例已紧逼潮州人。广府人是新山第二大社群，却缺席于“㳉”墓的行列之中，若说广府“㳉”墓尚未被发现，这似乎有点说不通。
至于广府人被义兴排挤说，则有悖于一般论述义兴所采取的“开放政策”。此外，从柔佛古庙的匾额，新山广府人至少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便已经赠送“同沾帝德”匾额给潮州系的柔佛古庙，且新山广府社群中也似乎不曾出现过与潮州义兴对立的传说，故此否证并不成立。而本地广府人不加入会党的可能似乎还有讨论的空间。
广府人真的不加入会党吗？但综观其他地区如新加坡和槟城的义兴当中，广府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新山广府人缺席义兴应是属于地方个案，无关帮群脉络。
从广帮领袖黄亚福上寻思
若以个案性检视，则广府人缺席义兴的起始时间，最可能落在19世纪中叶新山开埠初期，即第一批广府人移入新山之时。
有趣的是，此时正是义兴势力最强的时候，广府人却有别于其他帮群，自我排除在核心势力之外。对此“异相”，若将思考点放在新山第一代广帮领袖黄亚福（图3）身上，应该有迹可循。
图3 新山广府社群领袖黄亚福
资料来源：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网站
根据黄亚福曾孙女黄佩萱的说法，新山开埠初期，由于建设需要，从事建筑业的黄亚福带领一批广府移民，以服务者的姿态来到新山。当时新山正由经营胡椒、甘蜜贸易的潮州义兴所支配，黄亚福的服务者角色不至于成为他们贸易竞争的对手，因而与潮州人维持良好的关系。
在与统治者的关系方面，黄亚福早在新加坡之时，便在新加坡广府领袖胡亚基的引介下结识未来的柔佛苏丹，即阿布峇卡。此外，民间传闻他也与同为广府人的苏丹后黄亚娇（Sultanah Fatimah）（图4）有着拜把关系，是为苏丹后的“大哥”。
据传，黄亚福的发迹背后也是因为得到黄亚娇的协助。无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唯一可以确认的一点就是黄亚福与柔佛统治者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图4 苏丹后黄亚娇
资料来源：取自网路
黄亚福或厌恶会党冲突
此外，根据黄佩萱的了解，曾祖父黄亚福曾经历过原乡的土客战争，以及新加坡福建与潮州之间的会党恶斗，使其厌恶冲突，更不苟同秘密会社的运作方式。因此，黄佩萱不太相信曾祖父是义兴党员，甚至不相信他会加入义兴。
我们知道，在黄亚福的带领下，新山广府社群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并率先成立自己的会馆，最终也在纱玉河左岸建立黄亚福村。因此，在以黄亚福为核心的广府社群中，倘若黄亚福有不加入会党的思想，必定深刻影响底下乡人，以致新山广府人缺席义兴。
由此看来，我们似乎能从黄佩萱对其曾祖父的描写中，找出新山广府人缺席“㳉”墓的端倪。因此，倘若墓碑的调查和《黄亚福传》都与历史事实相符的话，则绵裕亭“㳉”墓墓主的族群分布应该可以成为黄佩萱著述的最佳注脚！
延伸阅读
Lim, P. H. (2000). Continuity and Connectedness: The Ngee Heng Kongsi of Johor, 1844-1916. Visiting Researchers Series No.2. Singapore, ISEAS
白伟权、陈国川（2014），〈从政治标示到族群边界：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绵裕亭“氵月”与“皇清”墓的研究〉，《南洋学报》68：85-118。广肇会馆。
黄佩萱着、张清江译 （2010），《移民、建筑商、企业家：黄亚福传》。新山：广肇会馆。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助理教授，马来西亚董教总统一课程委员会地理科学科顾问。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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