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的建构：他者与自我的参照
【当今特约】
族群动员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常态，吊诡地跟国族认同相互竞争又共存。不仅政治人物擅以“民族性”动员支持者，各族群内部也存在着对其他族群的偏见，家族成员或同族亲朋戚友之间，谈论政治动态和时事时，经常很“自然”地指称“某某族就是很懒惰”、“某某族都是酒鬼、抢匪”等等。
然而，到底某些特质是如何跟特定的族群划上等号的呢？可以如何理解所谓的“民族性”呢？
殖民者建构土著形象
赛胡申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的《怠惰土著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系统地探讨近代马来“民族性”，不仅让我们更理解“马来民族性”的起源，也深化我们对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理解。
他认为，“怠惰的土著”这一印象，普遍存在于菲律宾、印尼和马来亚的社会，但却不应该视作为马来民族的特性。
【当今特约】
族群动员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常态，吊诡地跟国族认同相互竞争又共存。不仅政治人物擅以“民族性”动员支持者，各族群内部也存在着对其他族群的偏见，家族成员或同族亲朋戚友之间，谈论政治动态和时事时，经常很“自然”地指称“某某族就是很懒惰”、“某某族都是酒鬼、抢匪”等等。
然而，到底某些特质是如何跟特定的族群划上等号的呢？可以如何理解所谓的“民族性”呢？
殖民者建构土著形象
赛胡申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的《怠惰土著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系统地探讨近代马来“民族性”，不仅让我们更理解“马来民族性”的起源，也深化我们对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理解。
他认为，“怠惰的土著”这一印象，普遍存在于菲律宾、印尼和马来亚的社会，但却不应该视作为马来民族的特性。
阿拉塔斯考掘大量欧洲殖民者的书写，系统地探讨欧洲诸帝国豪夺马来群岛期间，所投射的在地人、土著和马来人形象。他认为“怠惰的土著”是欧洲殖民者所建构出来的土著形象，是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工具，用来标签那些不配合殖民资本主义发展的土著，以合理化殖民统治的剥削制度。
殖民者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排序欧洲人、中印劳工和土著的优劣和贡献。“勤奋、贪财的华人”之说和“怠惰的土著”，都是在同一个脉络产生，支配着被统治者对殖民资本主义的参与和贡献。
广义地看，阿拉塔斯所考掘的那些殖民文献，蕴含着马来民族性的探讨，不过阿拉塔斯认为，殖民者的观察非常偏颇，经常过度化约或过度推论，把特定的社会现象解释为“马来特性”，同质化看待马来社群。
民族精英挪用殖民论述
“怠惰土著”虽然是殖民者的建构，承载著各种负面标签和刻板印象，但经过长年口耳相传以及土著被排除在殖民者主导的商业发展之外，已然固化为“（伪）客观真实”，反过来深深影响着民间对土著的认识，甚至支配土著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认识。
不仅如此，马来西亚独立后，部分马来民族主义者甚至继续挪用“怠惰土著”、“落后的马来人”的论述，自我规训和发动民族性改造，最具代表性的是七零年代由马哈迪书写的《马来人的困境》和申奴阿都拉曼（Senu Abdul Rahman）编著的《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
何以马来民族主义者要为自己的族群贴上如此负面的标签呢？阿拉塔斯认为，马来统治精英的马来人论述必须脉络化地解读，如同殖民者，他们也需要意识形态工具来合理化和延续其统治。
换言之，“怠惰土著”、“落后的马来人”不仅方便规训一般马来群众，还可以让统治精英规避治理不当的责任，把一切政策的失败和马来社群所面对的各种社会贫困问题，归咎为马来民族性以及外来移民掠夺本土资源，而不是自我检讨、着手改革封建制度和重组社会权力结构。
除了申奴阿都拉曼和马哈迪，其他马来知识分子又如何理解自己的族群呢？他们有没有比较不同的看法？
民族性与知识分子论述
《马来人的发展观念：从封建到资本主义》（Malay Ideas on Development: From Feudal Lord to Capitalist）可以说是另外一本重要的马来民族性研究。作者沙哈鲁丁玛鲁夫（Shararuddin Maaruf）结合知识社会学方法以及威权人格的精神分析理论，探讨马来知识分子及其著作所论述的马来民族性以及发展的观念。
他所选取的分析对象有《诸王起源》（也译作《马来纪年》，相传是十六世纪柔佛宰相敦·斯利·拉囊所著）以及文西阿都拉（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1796-1854）、赛锡哈地（Syed Sheikh Al-Hadi，1867-1934）、扎巴（Za’ba，全名Zainal Abidin Ahmad）、阿都拉欣卡再（Abdul Rahim Kajai）、依萨莫哈末（Pak Sako，全名Ishak Haji Muhammad）、东姑阿都拉曼和马哈迪，共七位马来知识份子的著作和思想。
沙哈鲁丁并没有很清楚地交待何以选择这七位知识分子，但从该书的结构来看，他以诸位知识份子的活跃年份排序章节，每一章分别蕴含几个重要的主题探讨，如封建社会的特性、马来统治者与殖民者的关系、马来统治者与平民的关系、马来社群与外来移民的关系、马来人的威权人格、族群自我价值的参照点、伊斯兰的教导、传统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不同的国族主义竞争。
诚如另外一位著名的马来人研究学者安东尼米尔纳（Anthony Milner）所言，马来知识份子自我定义的民族性，不外乎几个主要的面向，即如何维持符合传统的统治秩序（马来人跟统治者的关系）、如何回应社会的多元性、跟外来者（包括英国人和中印移民）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以及跟伊斯兰的关系。沙哈鲁丁的马来民族性分析，也包含这几个主要的面向。
自我的民族性批判
然而，不同于外来学者和殖民者的书写，沙哈鲁丁的著作可以视作是自我的民族性批判，但却又有别于《精神革命》和《马来人的困境》，因为他更重视自己的民族是否能脱离封建主义、不再盲目地遵从马来贵族和统治精英，以及如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维护马来人的竞争力和权益，因此他的分析重点还加入威权人格及各种形塑威权人格的社会机制。
众多马来知识份子中，他显然比较认同和欣赏文西阿都拉和赛锡哈地，特别是前者对封建制度及马来贵族贪权腐败的批判，以及后者对伊斯兰的进步性诠释、倡导理性和个体性的追求。
相反的，他认为扎巴过于从殖民者视角和资本主义的需要审视自己的民族，把马来人的贫困问题，归咎为马来群众的“落后、依赖、懒惰、挥霍”等等“民族性”；他也不认同阿都拉欣卡再和依萨莫哈末，他认为这两位知识份子的民族主义充满妒恨，一方面欣羡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富裕，一方面又过于浪漫化前殖民社会和仇恨外来移民。
至于东姑阿都拉曼，虽然普遍被遵从为“独立之父”，但沙哈鲁丁却认为东姑所代表的是封建式的马来民族主义，他所设想的民众是对君主和政府效忠的民众，而且他并无意改造、重组殖民者所建立的马来人主导公部门、华人主导市场经济的二元化政治经济结构。
马哈迪所代表的则是资本主义式民族主义，虽然马哈迪极不满意东姑延续殖民者的二元化政治经济结构，主张国家应该积极打造和维护马来资产阶级，但其仍然以马来资产阶级、统治精英的利益为主。
不论是阿拉塔斯或沙哈鲁丁，他们都强调马来社会并非同质体，内部也有阶层、职业、区域、意识形态的差异。特别是阿拉塔斯，他认为“民族性”不仅仅是一种建构，同时也是统治菁英的意识形态工具。
独立后马来西亚政经结构和马来社群的贫困，虽然都是殖民政策的产物，但马来统治精英显然无意改善马来群众的贫困，在政策上扶持马来资产阶级和巩固马来统治者的权位，却同时延续著殖民建构的“怠惰土著”迷思，将马来贫困问题归咎为马来民族性，规避掌权者的责任。
反思华社的自我认知
回顾和探讨马来民族性研究之际，或许华社更应该反思，殖民者所建构的”华人勤奋、贪财”的形象，如何影响华社的自我认知？华社所关注的民族历史，往往都是华商、头家的历史，是否也受限于殖民者根据资本主义需要所建构的华人形象？
比如最近的中学历史课本争议，华团所想象的华人历史，必然都是甲必丹、华人头家、男性资本家的历史，排除了华社内部的各种差异和阶级问题，甚至无视不同阶层之间的剥削、竞争、支配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华商史”来象征华人史，显然限制华社自我价值的想象。
如果不以资本主义发展和男性头家的重要性为参照，华人史可以如何重写？华社的自我价值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参照了吗？
参考书目：
Anthony Milner, ‘Ideological Work in Constructing the Malay Majority’. In Dru C. Gladney (ed). Making Majorities: Constituting the nation in Japan, Korea, China, Malaysia, Fiji,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1-169).
Shararuddin Maaruf, Malay Ideas on Development: From Feudal Lord to Capitalist (Petaling Jaya: SIRD, 2014).
Syed Hussein Alatas,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London: Frank Cass, 1977).
傅向红，社会科学院讲师，专注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思考身体、疾病、公共卫生等议题。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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