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劳动者之日常
【边缘叙事】
来申诉的孟加拉工友阿斯拉夫操着不算流利但尚能沟通的马来语，说着他们一组12人工作被欠薪的事。他有点紧张，不时转向陪同的友人，用孟加拉语咨询翻译用词。
早期处理移工和难民的投诉时，最费劲的是理解事情的始末。有时是因为语言障碍，他们叙述力有不逮，说的人辛苦，听的人也辛苦。时间久了，听故事的人也养成重组故事和提问的能力，比较能掌握跟沟通的方法。
拖欠薪金投诉无门
另一个让事情简单化的原因是，他们在工作上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雇主利用制度上的偏差占便宜，套路几乎都是一样的。
【边缘叙事】
来申诉的孟加拉工友阿斯拉夫操着不算流利但尚能沟通的马来语，说着他们一组12人工作被欠薪的事。他有点紧张，不时转向陪同的友人，用孟加拉语咨询翻译用词。
早期处理移工和难民的投诉时，最费劲的是理解事情的始末。有时是因为语言障碍，他们叙述力有不逮，说的人辛苦，听的人也辛苦。时间久了，听故事的人也养成重组故事和提问的能力，比较能掌握跟沟通的方法。
拖欠薪金投诉无门
另一个让事情简单化的原因是，他们在工作上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雇主利用制度上的偏差占便宜，套路几乎都是一样的。
阿斯拉夫去年一月开始给一个次级承包商打工，三月限行令开始被迫停工，之前的工作薪水也只支了不到十分之一。限行令后那个叫阿良的雇主也没有叫他们复工，起初允诺会把薪水还给他们，再后来也不接阿斯拉夫的电话了。
虽然持有工作准证，但准证上的雇主名字与实际不符，阿斯拉夫甚至不知道雇主和公司的全名，更甭说跟雇主有任何契约。这样的工作关系只建立在单纯的信任，然而，诚信在不对等的劳资关系中极其脆弱，移工被当成即用即弃的劳动力，如此这般的故事在大城市各个角落不断上演。
即使是欠薪的受害者，问起阿斯拉夫现在的工作情况，提醒他要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仍过份乐观地认为现在工作都没有问题，雇主会及时支薪。
我说过份乐观，是因为不论一开始的主顾关系如何良好，只要制度偏差还在，移工随时有可能被拖欠薪金而投诉无门。
而这种乐观，不是阿斯拉夫独有的。
三个月到半年的零工
社会主义党总部在十五碑的老社区，近十年来，周遭的街景不断变化，高楼一栋栋升起，天空则越变越窄。老社区就是建筑移工的聚居地，视障社群以外，属他们人数最多，是最常遇见的街坊。
清晨六点，他们会在店屋楼下的小商铺买烟和早餐，赶在七点开工前步行到工地。下午五六点，他们鱼贯步行回来，在小食摊喝杯奶茶，和同乡聊家常。晚餐后，又见他们蹲坐在楼梯口或店铺走廊，跟远方的家人视讯讲电话。
除了这些上下班时刻，在上班时间也不时看到他们零散的踪迹，在街上闲逛，或在小店铺前聊天。党部搬到这里五年，我起初不甚了解，他们都不上班吗？
这个疑问在我协助第一个移工阿迪后得到解答。和这些移工一样，阿迪不在固定的工地打工，而是接一些短期的零工，为期三个月到半年不等，工程完了就再找下一份工作。幸运的话，一年到头都有工作，但不是每份工都可以拿到全薪。
有证或无证之间
阿迪和跟他处境相似的同乡，领着代理给他们办的工作准证，准证上不是真正雇主的名字。在政府的数据里，他们是有证移工，工作准证到期就要掏钱找代理更新；但遇到劳资纠纷，因为雇主名字和工作准证上的不符，劳工局把他们当非法移工处理，他们就变成投诉无门的黑工。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2020年发布的数据，马来西亚境内有至少200万名有证移工，占马来西亚劳动人口的15%。200万的有证移工当中，约五分之一在建筑工地从事低技术或半熟练的工作，每天在高危环境中用劳力赚取血汗钱。
经济好的时候，整个城市大兴土木，单靠台面上的40万有证移工杯水车薪，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非正式统计估计，无证移工的数目是有证移工的两倍。
每每谈到马来西亚无证移工数目之庞大几近马来西亚第三大族群，许多人为之侧目，更有人义愤填膺，说这些移工抢本地人的饭碗。但所谓有证或无证，很多时候是相当模糊的地带。
准证申请是一门好生意，移工漂白是市场的利好消息。业者欢迎以省却被移民厅找麻烦；那些有门路的移工代理生意兴隆。
扣除自已的衣食住行和寄给家人的生活费，工友有能力的会掏钱买安心，给自己办准证。收入欠佳没有余裕，他们只能担惊受怕，尽量深入简出，等筹到钱才来办准证。
而办准证也费时久远，完全仰赖代理的人脉与通路，又会因为分配额额满而要一等再等，所以游走在有证和无证间是建筑移工的日常。通过代理申请准证还有代理落跑的风险，不幸的话，数千元就泡汤了。
办准证费用昂贵，因为打黑工讨不回薪水的事时有所闻，我问过阿迪，这样值得吗？我记得阿迪无奈地苦笑：“值得呀！家乡太穷、没有出路，在这里我至少还有工作。”
即使在高危的环境下换取与付出不对等的收入，还有承担被欠薪或被欺骗代理费的风险，阿迪省吃俭用后赚得的报酬，喂饱远在家乡的一家大小。
简单的劳动正义
乐观，是生存的必要手段。每个漂洋过海来的移工背后都有故事，如果没有一股“过份的乐观”，经受不断被占便宜与欺骗，不论是阿斯拉夫或阿迪，大抵撑不下去。
没有合格准证，去劳工局不受理，承接这些个案时，我们也靠“过份乐观”的劲儿去处理，拨电给雇主，客客气气地说明我们收到投诉说他欠薪，看他提出什么解决方案。
收到这样的来电，形形色色的雇主会给各式各样的反应。有的破口大骂，指责我们只听一面之词给他扣帽子；有的不断质疑案主的工作态度，指责案主态度不佳所以才扣薪；有的苦口婆心劝我要带眼识人，不要随便帮助不应该帮助的人；有的支支吾吾，干脆否认曾经聘请过案主。
当然有者是因为沟通不良才引发诸多误会，也有的雇主自知理亏而提出解决方案。每个个案都有其独特之处，也不是每一次都是移工案主百分之百没有理亏的地方，但我终究只强调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观点，不论间中发生什么事，案主只是要讨回他付出劳力后应得的补偿。
这简单的劳动正义，跟员工的态度没有关系，跟主顾之间发生的误会没有关系，跟工友是有证还是无证没有关系。移工登记对国家管理人力资源固然重要，也让无证移工从无人监管的阴暗处走出来，免去被无良雇主剥削和压榨，但无阻我们正视劳动正义，采取行动保护无证移工的权益。
宽容强势者，对弱势者无情？
这一波的全球大流行和经济衰退冲击着绝大部分的群体，许多研究显示，受疫情和经济衰退牵连最深的是移工和难民群体。
去年三月限行令，许多住在工地里的移工工友因雇主没有及时行动而几乎断粮，所幸关怀低收入和边缘群体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及时发现，并往这些俗称Kongsi的工地宿舍送物资。
即使建筑工地陆续复工，一些工地碍于管控令的标准作业程序大幅减低施工人数，更有超过八百个工地在去年因为不符标准作业程序或爆发工地2019冠病簇群而被令停工。建筑工友遭遇停职和欠薪的不计其数。
移工管理制度千疮百孔，所有利益相关者不能再避重就轻，依自己的需要诠释法律。就程序正义而言，鉴定有证或无证是内政部的份内事，工友只要有办法举证主顾关系，劳工局应该依法处理劳工投诉，捍卫劳工利益。
这些制度偏差在疫情爆发前已经存在，并被无数无耻雇主滥用，但一场疫情和经济衰退将让工友更处劣势，甚至有的已无法再“过份乐观”地在劣势中挣扎求存，就像因不堪被欠薪而在工地上吊抗议的巴基斯坦籍移工沙扎阿末（Shahzad Ahmed）。
在疫情冲击着各行各业的年头，要求劳动正义的声浪可能被雇主也惨遭重击自顾不暇的呻吟盖过，但我们再不行动，只会更加彰显执法对强势者宽容，对弱势者无情。
苏淑桦，社会主义党全国财政，希望政治在现实生活中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成为真正的众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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