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成本压力：检视政策困境
【当今特约】
笔者在三年前的两篇文章，分别是《薪资与生活成本的困境》（上） 与《薪资与生活成本的困境》（下），论述民众为何感受不到经济成长数据所带来生活上的改变。
所提的原因有：大部分薪资份额为资本家所得、国家去工业化（简单的明白为低技术工作的增加超越高技术工作的创造）压低了整体薪资趋势、通货膨胀统计的局限，并点出在房贷和车贷方面，无论在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家庭，均占家庭收入的70%以上。
即便是经济数据亮眼的时代和低通膨的时代，民众依然感受不到经济数据成长实体的果实。随着疫情开放，经济往疫情前的方向恢复，同时通货膨胀也因各种因素相互交际而提高。
【当今特约】
笔者在三年前的两篇文章，分别是《薪资与生活成本的困境》（上） 与《薪资与生活成本的困境》（下），论述民众为何感受不到经济成长数据所带来生活上的改变。
所提的原因有：大部分薪资份额为资本家所得、国家去工业化（简单的明白为低技术工作的增加超越高技术工作的创造）压低了整体薪资趋势、通货膨胀统计的局限，并点出在房贷和车贷方面，无论在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家庭，均占家庭收入的70%以上。
即便是经济数据亮眼的时代和低通膨的时代，民众依然感受不到经济数据成长实体的果实。随着疫情开放，经济往疫情前的方向恢复，同时通货膨胀也因各种因素相互交际而提高。
例如，供应方面，疫情影响原有的全球供应链、劳动流动限制，造成劳动短缺；需求方面，经济复苏的需求大增；进口方面则是，外国进口产品价格高涨。
未来经济的趋势可能是所谓高经济成长、高通膨的时代，这未必是个好事，高通膨可以抵消高经济成长。
因此，本文聚焦于政策如何缓解粮食、汽油和房价高企的问题，这三者也是衡量通货膨胀最大的三个要素，其影响无法完全消除。
粮食政策：忽略饮食需求改变
国家独立以来经济成长带来薪资变化、城镇化，生活习惯也随之改变。马来西亚统计局于2019年的家庭开销民调报告（H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 Report) 也显示，马来西亚家庭平均食用肉类、面包和其他谷类（cereals) 高于米饭两倍以上。
米饭的个人食用量（per capital consumption）于2015年至2019年从87.6公斤下跌至73.9公斤。马来西亚人的饮食习惯逐渐从米饭转移至谷类。
资料来源：国家银行
忽略饮食需求的改变造成很多食物需依赖进口。目前没有经济学、统计学、数据科学的研究精准的量化造成粮食价格高涨的原因，但依赖进口有高度的相关性，惟需谨慎区分相关性与因果关系。
马来西亚的粮食赤字（进口大于出口）从2000年的负49亿令吉涨幅至2020年的负218亿令吉，20年的粮食赤字增长（达6.0%）甚至高于同期的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增长（达5.7%）。
资料来源：国家银行
粮食价格从生产到消费者内至外都涉及需多环节，农业政策最大的困境是不能采取片段式的政策，因为各个因素交织复杂，需要的是全盘的政策。
例如，粮食进口涉及粮食国安层面，短期内减少依赖进口基于种种因素，如还需从外国进口农场原料、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低技术科技等等也无法实行。
世界银行的报告提起马来西亚的农业政策着重于两个层面，即稻米自供自足和大宗商品的生产，如棕油和橡胶。
马来西亚促成大宗商品的生产，从上游转型至生产下游，但在稻米生产上虽然提升了自给率 ，但在收益率上基于小农当道、低技术科技而比其他稻米生产国低。
约22.6%的B40家庭（2014年）涉及农业，同时一家至主涉及农业的家庭于2016年2019年的薪资都比其他行业低。
长远的政策必须整合土地，实现农业大规模生产；加强农业科研活动，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多元化生产，尤其是高价值的产物如谷类和蔬果类，以应付粮食国安、提升农民薪资、减缓国民肥胖问题。
汽油津贴的困境
马来西亚虽为石油生产国，但在汽油的零售价方面还是必须依据国际原油价格。马来西亚采用自动定价机制（Automatic Pricing Mechanism ，简称APM）订制每周零售石油价格。
每周零售石油价格的订制是依据上周石油成本变化的平均值而订 ，而石油成本变化的平均值是依据新加坡的普氏现货价格（MOPS）和马币兑换美元的兑换率而订制。新加坡普氏现货价格不仅包含国际原油价格，也包含提炼和运输成本。因此，每周的石油零售价格并非与国际原油价格直接挂钩。
除此之外，石油的零售价格还包含ALPHA（MOPS与真实市价的差异）、营运成本、石油公司营利和油站业者的营利。 但碍于新加坡普世现货价格并没有免费公布相关数据，联邦政府是否根据自动定价机制制订石油零售价格就不得而知。
石油生产相关收入可以应用在其他方面，包括津贴汽油零售价。如果单纯的以石油相关收入来看，马来西亚有能力应付汽油津贴 （参见笔者旧文《政府管制油价容易吗？》 ），可是石油相关收入不仅仅应用在汽油津贴。
政策困境在于马来西亚在财政上有些不成文规定和法律限制，必须严加遵守，如所有营运开销（operating expenditure）必须由政府盈利所支付，这意味营运开销比如汽油零售津贴和其他津贴是无法举债。
第二个汽油津贴困境就是汽油没有比较相似属性的替代品，换言之，需求弹性低。在马来西亚的脉络里，由于公共交通系统不是非常友善，每个人身为经济人，不会因为汽油价格高涨而以公共交通取代而之，在做财务决策时反而倾向减少出门或者减少其他开销，以应付燃油费高涨。
如果政府实行津贴聚焦（targeted)于B40群体，会对中产阶级冲击非常大。比较弹性的做法是政府可以类似于生活援助金那样对T20、M40和B40做出分层式的津贴，然后逐年减少T20和M40的津贴。
另外需注意的是，有关津贴聚焦，短期内政府须承担一笔营运开销来执行新政策和长期维护系统的营运成本，部分可能需转嫁给消费者。
整合可负担房屋的政治勇气
目前的可负担房屋（《当今大马》译为经济屋）聚焦在需求层面，如打击炒房产业盈利税（RPGT）、革新式的融资FundMyHome.com、法律质询中的住宅租户法令（RTA），但在供给层面缺乏显著的政策改革。
目前联邦政府层级就有12个机构涉及可负担房屋，这还不包括各州州政府。各联邦机构和州政府缺乏协调，所推行的可负担房屋在生产上无法达至大规模生产，以降低生产价格、甚至在申请程序上造成重叠增加行政成本。
联邦政府应仿效新加坡和韩国设立单一机构，统一可负担房屋的供给，包括策划、研究、统一建筑设计和材料，州和市政府则配合联邦政府在土地使用、地点、城市规划方面。
推行统一策划和行政，联邦机构可以利用马来西亚产业估价与服务局（ NAPIC ，并于房地部的 e-Pemaju资料库整合）做更全面的分析，如各家庭用户的大小、年龄阶层、经济状况、地点及其偏好。
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高技术如工业化建筑系统（IBS）、统一建筑规范（building code）、集体采购（buying consortia）降低生产价格。另外，政府必须协助在扶贫政策上走向资产增长（asset-based growth)，协助贫困阶级增加其资产，从而贫困阶级在未来可以退出廉价房屋。
总结，目前的国家状况需要整体内阁做出全面的政策分析，并且推出政策路线图，重新落实PEMANDU式定期监督行政计划进度。在财务方面必须精明花费最大利益化，面对各种财务限制腾出更多空间 。
参考文献
Bank Negara Malaysia. (2021). Closing the Food Gap: The Role of Structural Improvements in Agrofood Sector.
Cheah, S. L., Almeida, S. J., & Ho, S. W. (2018). Affordable Housing: Challenges and the Way Forward.
Wold Bank Group. (2020). Sowing the Seeds: Revitalizing the National Agrofood Sector (Malaysia Economic Monitor December 2020).
陈明忠，马来亚大学经济系学士毕业，目前正修读数据科学硕士。群议社社员，倾向于推动政策改变，推进社会改革。中英文专栏作者，研究兴趣在于经济和青年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