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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自然与文化界限：读《野猪渡河》
【沙砂作响】
出生自英属砂拉越的张贵兴于2018年出版的《野猪渡河》无疑是是部文学巨作，赢得无数中文文学奖之余，他笔下所描写的是笔者熟悉又陌生的婆罗洲雨林。《野猪渡河》围绕的是马华文学的常见题材——抗日和华人移民史，但在这基础上，他与另一位婆罗洲文学作家已故李永平先生，皆发展出了相似的雨林及原住民书写。
本书所描写的是砂拉越西北部小镇猪芭村（即今美里市），受到野猪及日军袭击前后的三代故事。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里近百名男女老少，是日军残暴施害的对象。主人翁亚凤少年参与猪芭村村民抵抗野猪侵袭的经历，青年亲手杀死了残暴狠毒的日本将军山崎，中年却因突然忆起虚妄荒诞的过去而选择自尽。
一般读者批评此书过于渲染暴力，不仅展现在日军的行径，也涵括婆罗洲众多生物之间相互杀害的日常。的确，抛开我们对于雨林的浪漫想象，血腥是“雨林居民”的生存之道。暴力，普遍存在于小说的人与“非人”之间。
【沙砂作响】
出生自英属砂拉越的张贵兴于2018年出版的《野猪渡河》无疑是是部文学巨作，赢得无数中文文学奖之余，他笔下所描写的是笔者熟悉又陌生的婆罗洲雨林。《野猪渡河》围绕的是马华文学的常见题材——抗日和华人移民史，但在这基础上，他与另一位婆罗洲文学作家已故李永平先生，皆发展出了相似的雨林及原住民书写。
本书所描写的是砂拉越西北部小镇猪芭村（即今美里市），受到野猪及日军袭击前后的三代故事。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里近百名男女老少，是日军残暴施害的对象。主人翁亚凤少年参与猪芭村村民抵抗野猪侵袭的经历，青年亲手杀死了残暴狠毒的日本将军山崎，中年却因突然忆起虚妄荒诞的过去而选择自尽。
一般读者批评此书过于渲染暴力，不仅展现在日军的行径，也涵括婆罗洲众多生物之间相互杀害的日常。的确，抛开我们对于雨林的浪漫想象，血腥是“雨林居民”的生存之道。暴力，普遍存在于小说的人与“非人”之间。
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
人与非人，在18世纪以降“现代化”的欧美知识架构里，对应的是“文化”与“自然”，两者界限分明，透过殖民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
自然与文化的界限，最明显体现在大学学科的划分，科学是自然的研究，而人文学科则是文化的研究，两者交集甚少。在“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里，凡是混杂了自然与文化的知识体系都被认为是“前现代”，甚至是“尚未现代的”。
回到《野猪渡河》的雨林世界，文化、自然，甚至“超自然”之间都是模糊的。猪芭村村民滥杀野猪等生物之余，野猪和鹰隼也啃食被日军杀害的人尸。野猴抢了还终日带上日本的妖怪面具，其中一只长尾猴懂得报复日本将军的射杀，咬断了他的左耳和鼻肉。
人与动物同时又发展出超越友谊的关系，展现在原住民女主角爱蜜莉和她的“得力助手”黑狗，或是年迈的马婆婆以及懂得说人话的鹦鹉。不仅如此，物品也延续人的特质，如日本将军的妖刀，小孩所迷恋的日本妖怪面具、玩具等。
熟悉的超自然力量
最触动笔者记忆的乃是小说的超自然力量，庞蒂雅娜（Pontianak）、飞天人头、马来黑巫术（Bomoh）、雨林里的江雷（river thunder）、小孩被下蛊迷失在箭毒树下等，都是笔者从小从父亲等具有打猎经验的长辈口中，耳熟能详的地方传说。
守墓人马婆婆是笔者最喜爱的角色，她学过马来黑巫术，年轻时被英国负心汉抛弃，却又竭尽所能地保护前来避难的小孩。此角色的刻画过于真实，笔者外祖父母的坟墓葬在非正规的中华义山，长期有年长女性守墓人打理。马婆婆运用巫术救人的面向，也让笔者忆起小时镇上擅用茅山术救人无数且深受全镇居民爱戴的“慈祥婆婆”。无奈的是，书中的马婆婆虽杀死了飞天人头，却逃不过日军的蹂躏。
鸦片是转换自然到超自然的重要途径，书中人物吃了鸦片仿佛来到了超自然的世界。油鬼子（orang minyak）等具有超能力的人，也能趁着杀气凝重的夜晚，现身谋取私利。
猪芭村华人村民、达雅人、印尼劳工、英人、日本鬼子等人群在雨林多重的自然和超自然力量之间纠缠，形成人与非人之间不可忽视且相互构造的动态关系，共构20世纪上半叶的“婆罗洲文化”。
人类学的多物种民族志
人类学随着欧美殖民时期的知识架构而成型，为的就是对应“自然”清楚划分的物种林奈氏（Linnaeus）分类法，想要在相对应的“文化”领域里找到清楚划分的“人种分类法”。
奇妙的是，人类学家研究传统社会所累积的在地人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反思了以上“自然／文化”的知识框架。1990年代末，人类学家De Castro和Descola研究亚马逊雨林原住民，提出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打破“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把模糊两者的田野调查观察，带到正规的学术殿堂。
基于西方学者长期“文化比自然优越”的迷思，“一种自然和多重文化”的论调长期弥漫在学术界，甚至被认为是真理。学术人士长期认为全球共享单一的自然科学体系，自然科学同时拥有清楚明确的标准答案（或真理）。人文科学则因为文化群体众多等因素，允许存在多重诠释的可能。
多物种民族志却提出“一种文化和多重自然”的可能，即提出不同物种所感受到的世界观和人类不同，但如此多重的自然世界观，却有系统地整合在亚马逊某一族的原住民文化里。
在这些社群的文化里，喝酒、吃药、做梦或昼夜转换等方式可切换多重的自然世界观，如美洲豹被视为有灵魂，它把喝的血理解成是“树薯啤酒”。
亚马逊和婆罗洲的多重自然
从“一种自然和多重文化”到“一种文化和多重自然”，学界称之为“本体论转向”（the ontological turn）。人类学家藉此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希望能看到更多且更完整的人类，是人类学的解殖过程（decolonisation）。
多物种民族志的书写持续延伸到人与多种物种的依附关系，近年来的代表作为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的《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和修·莱佛士（Hugh Raffles）的《昆虫志:人类学家观看虫虫的26种方式》。
亚马逊和婆罗洲雨林同属全球生物与族群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后者的雨林寿命甚至比前者悠久，自然而然具备发展多物种民族志的基础。
笔者在课堂听闻此理论转向时，难免想起成长经验中的人与超自然的互动：大人讨论着如何用蒜头驱走庞蒂雅娜，哪个乡村的小孩突然被建筑商斩首用来制作坚固的桥柱，或是某人炼成可以自由转换鳄鱼及人身的巫术祸害村民。
这些重要又轻易被学者当成“不科学”的论述与实践，在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系统里，有了重新分析与检视的机会。在缺乏婆罗洲多物种民族志的学术基础上，《野猪渡河》等文学作品补充了以上空隙。
《野猪渡河》所描述的是笔者祖父母辈熟悉的婆罗洲雨林文化，他们不仅开埠了华人为主的城镇，带着枪支以狩猎野猪为乐，还经历二战的蹂躏，轻易地切换多重自然。
他们多是土生土长的移民第二代，继承了原乡的民俗信仰，也消化了原住民与雨林中各种精灵的体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能彼此接纳的文化逻辑。
书中的怪异现象并非天马行空，张贵兴重塑当时人群理解世界的方式，加以改造，成就了这即魔幻又真实的文学巨著。
吴佳翰，南洋理工大学环境工程学士，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硕士。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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