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守护神溯源：一则前殖民酋长故事
【沙砂作响】
马来西亚各个县市的民众会堂（Dewan Masyarakat）通常都以地名或历史人物命名，但是以华裔命名的民众会堂几乎少之又少。
沙巴偏远的瓜拉班尤镇（Kuala Penyu），就有一间名为Dewan Dato’ Shahbandar Makang的民众会堂，或许是三十多年来该镇唯一的民众会堂。乍看之下，Dato’ Shahbandar Makang似乎是穆斯林名，可能因此逃过马来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法眼”。
瓜拉班尤县是笔者硕士论文的田野地点，由金马利湾、南中国海和汶莱湾围绕，县府为瓜拉班尤镇。靠近汶莱这千年古国，瓜拉班尤自然拥有众多前殖民的口述历史。其中，流传着一批华农前来开垦的故事，比叶亚来开埠吉隆坡早了一个世纪。
这也解答了Dato’ Shahbandar Makang的身世。
【沙砂作响】
马来西亚各个县市的民众会堂（Dewan Masyarakat）通常都以地名或历史人物命名，但是以华裔命名的民众会堂几乎少之又少。
沙巴偏远的瓜拉班尤镇（Kuala Penyu），就有一间名为Dewan Dato’ Shahbandar Makang的民众会堂，或许是三十多年来该镇唯一的民众会堂。乍看之下，Dato’ Shahbandar Makang似乎是穆斯林名，可能因此逃过马来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法眼”。
瓜拉班尤县是笔者硕士论文的田野地点，由金马利湾、南中国海和汶莱湾围绕，县府为瓜拉班尤镇。靠近汶莱这千年古国，瓜拉班尤自然拥有众多前殖民的口述历史。其中，流传着一批华农前来开垦的故事，比叶亚来开埠吉隆坡早了一个世纪。
这也解答了Dato’ Shahbandar Makang的身世。
图一：Dato Shahbandar Makang Kuala Penyu民众会堂的外观。（取自foursquare.com）
建立胡椒王国的Si Lasak
18世纪中叶，汶莱苏丹王朝为了应付全球的胡椒市场，引进上千名华农在北砂和沙巴西海岸种植胡椒。《英人北婆罗洲先驱报》（British North Borneo Herald）在1886年记载当地的口传历史，总结如下：
上个世纪，一艘中国的“王舡”（Wangkang）抵达汶莱，船上载满陶器、丝绸和甜食。船上的Si Lasak及其随从却没有在汶莱河流域定居，反而划着载满货物的木船抵达克里亚斯河河畔（Klias river）。他们在河畔种植胡椒，从外地招募亲友前来经营胡椒园，并和当地女子通婚。
图二：1886年《英人北婆罗洲先驱报》写的报导，翻摄。（取自Sabah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Preservation Group面子书）。
Si Lasak和当地杜顺籍（汶莱人用语）酋长的女儿结婚，被汶莱苏丹册封为Orang Kaya（直译：有钱人）爵位，成为当地酋长和汶莱苏丹的代理人。这批移民从中国带入各式高品质的布料、厨具、茶、姜等物品。Lasak在马来文的意思是刻苦耐劳，当地人已不记得他的中文名，仅流传他的绰号，意即“刻苦耐劳的家伙”。
Si Lasak逝世后，他的两位儿子Ahkoon和Teguan，以及孙子Makang和Aksoon，曾孙Rinjewar都被苏丹册封为Orang Kaya Shahbandar。Shahbandar是汶莱的官方职称，负责管理港口（Bandar）的事务。可见Si Lasak及其跟随在瓜拉班尤建立了“胡椒王国”，并受到汶莱苏丹的承认。文章开头所提的Makang，是Ahkoon的儿子。
图三：Si Lasak和Guanbee的族谱。（笔者绘制）
Si Lasak逝世后的发展
《英人北婆罗洲先驱报》提及，Si Lasak逝世后，内陆的姆律人（Murut）因妒忌这个农业聚落，下山攻击猎首大批Si Lasak的追随者。随后，洪水淹没他们的种植园。这批华人后裔唯有举家带眷迁至地势较高的Bundu地区，重新种植胡椒。
图四：Si Lasak及其后代聚落的迁移图。（笔者根据Google map绘制）
英属北婆罗洲特许公司殖民沙巴后，延续汶莱人的称呼，把这一批继承大批华人文化习俗的族群称为Dusun Bundu（直译：在Bundu地区生活的种植园之人）。这族群演变为今天沙巴的塔达那人（Tatana）。
1884年12月，公司官员接管瓜拉班尤时，Makang已逝世，其儿子Rinjewar被封为该县原住民法庭的法官，结束该家族和汶莱王朝的君臣关系。《英人北婆罗洲先驱报》记述，从Rinjewar家的阳台可遥望被椰林和硕莪林包围的广阔稻田。稻田有水利系统灌溉，一年可丰收两次。虽然鼠患和干旱会影响一季的收成，但另一季的收成足以支撑聚落一年的粮食。
《英人北婆罗洲先驱报》发现这批华人后裔和比萨雅、杜顺和汶莱人通婚，已改成汶莱或杜顺人的人名，大部分不谙华语，只有少部分还会说方言（福建话），却保留清朝初或中期的“猪尾巴”发饰，家里仍有祖先及神明祭拜台。报导还说Ahkoon和Teguan于Bundu所建设的木屋仍然坚实，据说建于1730年代左右（真正年代有待确定）。
Makang的墓碑
Makang在文献记载里仅是Rinjewar的父亲，从Rinjewar的财富可推算Makang之富有。但为什么不是Si Lasak的其他后裔被选为民众会堂的名字呢？
笔者首次看见Makang的名字是来自沙巴文化局所出版《塔达那民族丛书》，据称是塔达那人的前殖民地方大臣。笔者获当地人指引，走访Makang的墓地。墓地有座亭子，顶端写着“Makam Dato Shahbandar Makang”，即Dato Shahbandar Makang之墓。
图五：Makang之墓的外观。（笔者摄）
单从墓名判断，原以为会看到原住民或是穆斯林的墓碑，结果是原初的华人石碑，刻于1876年。石碑上写着“福建，妣显考讳〇〇江傅府君之墓。光绪丙子年，孟夏吉旦立”。石碑上端的铜板用马来文写“生于1808年，逝于1876年，享年68岁”。
由于碑文的阴刻红漆脱落，间中有一或两字无法辨认，惟可确认的是Makang的祖父Si Lasak来自福建（闽南），姓傅。Makang仍有中文名，是“傅〇江”，Ma所对应的是无法辨认的字。
墓碑的翻新工程
引介人说Makang墓碑于1989年翻新，自己也是翻新小组十四人之一。在这之前，瓜拉班尤民众会堂落实后，地方人士决定用Dato’Shahbandar Makang来纪念Makang的功劳。因民众会堂代表县的声誉，同批人士认为更不应让其墓碑荒废。因此，申请了州政府的拨款，翻新Makang之墓，增设亭子。
图六：翻新墓碑时，新增的铜板。（笔者摄）
显然，地方人士和州议员清楚Makang的背景。这攸关当时的沙巴政治氛围。和西马相反，80年代中的沙巴从伊斯兰化走向多元主义。1985年的州选，沙巴团结党（PBS）险胜，非穆斯林担任首长。当时瓜拉班尤州议席仍由提倡伊斯兰主义的沙统（USNO）胜出，但隔年的闪电大选却由沙巴团结党的Wences Angang夺取该席。
沙巴团结党开创全马制度化拨款非穆斯林宗教团体和非国民学校的先例。拥有华人血统的Wences Angang因此同意用Makang命名该县的民众会堂，也拨款新建华人庙宇，亲自出席开幕典礼。
Makang成了地方守护神？
由于缺乏正式的文字记载，大部分瓜拉班尤居民已经不清楚Makang的身世。少数还记得的人，就是当初翻新小组成员的亲友。这些成员虽拥有华人血缘，但都不是Makang的直系后代。1990年代，大部分塔达那人改信天主教，但这批成员仍信奉华人宗教，偶尔前来祭拜Makang。
在华人的亲属观里，非父系后裔无需履行祭拜祖先的义务。他们的祭拜行为已超越家族祭拜，有点类似祭拜地方神明。就当地的亲属观而言，因和原住民通婚的关系，“第三表亲”（Third cousin）也被视为近亲，这范畴内的姻亲也可被视为亲戚。
所谓第三表亲指的是，共享同个玄（外）祖父母的同辈。建筑小组内的十四人，也能凭此理解方式，自认为Makang的“后裔”，对Makang的崇拜也可归类成祖先崇拜。
引介人说，烧香敬茶祭拜Makang时，会祈求Makang守护家人和地方平安。而当笔者献议要为碑文重新涂上红漆时，他则回答需要等待清明节等良辰吉日方可办理。
另外，Makang的Dato’称号更增添其神秘，因为Dato’的称呼似乎并非由汶莱苏丹所授予，也非封号。当地人在其墓地和民众会堂加上此称号，可能受到“拿督”或“拿督公”信仰的影响。
笔者认为，如今的Dato’ Shahbandar Makang之墓具有部分英灵崇祀的特质。这体现在：一、后人选用Dato’而非Orang Kaya来命名当地重要建筑；二、该墓涉及超越父系继嗣范畴，是社群对地方文官的纪念及崇拜。
后人对Makang的评价
Makang的后人Guanbee（化名，60来岁）就住在Makang墓地附近，独居一人。他的曾祖母是Rinjewar的女儿Ebun binti Rinjewar。好景不常，他因不好意思持续获取附近教堂的救济，几年前改信天主教。
他当然以自己的家族为豪，称Makang因懂得汉字而受到汶莱苏丹（Sultan Omar Ali Saifuddin II）的重用。Guanbee回忆曾有位本地学者找上门，宣称Makang是名穆斯林。Guanbee听后生气地拿起扫把他赶走。
Rinjewar则不谙中文，曾前往砂拉越布洛克王朝学习英文，英语极好。《英人北婆罗洲先驱报》的论述里，Rinjewar是公司的忠臣，受不了汶莱的暴政；而Guanbee则自豪地认为Rinjewar极力对抗公司殖民，是公司的眼中钉。
Makang的故事众说纷纭。以华人血统自豪的当地人认为Makang是好官。另一名不愿承认华人血统的报导人则认为Makang人品不好，若是村民没有上缴税金和农作物给汶莱，Makang则会通风报信，把村民押到汶莱处分。文化认同的选择影响了人们对于过去的诠释。
马来西亚人对于前殖民的想象，已被僵化成马六甲王朝以降的正统论述。国族主义营造的史观，掩盖许许多多地方史，让人们对于脚下的土地越来越陌生。大家对于华人早期移民和异族通婚的认知，不应只停留在汉丽宝公主和其随从而已。
在当代，Makang的故事开启了许多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想象。或许Si Lasak这种“前殖民酋长”的故事，还在全马各个角落等待着我们去发掘。文史工作者或许应该重新记录各个县市的地方志，重新连接居民与土地的情感。各族共存融合的故事，在过去或许早已实现。
参考资料
John, Spenser St. 1862. Life in the Forests of the Far East, Vol II. London: Smith, Elders & Co.
Reid, Anothony. 2015.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ritical Crossroads.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Romut Joisin, Denis J. Sading, and Flora Iban. 2016. Inventori Budaya Etnik Negeri Sabah: Etnik Dusun Tatana. Kota Kinabalu: Lembaga Kebudayaan Negeri Sabah.
Shim. P. S. 2007. Inland People of Sabah: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Nunuk Ragang. Kota Kinabalu: Mckery Victor.
吴佳翰，南洋理工大学环境工程学士，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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