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怀疑】

居銮夺命车祸造成一家四口死亡，包括一名年仅十岁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在数秒之间被摧毁，震惊全国。

随着案件发酵，社会舆论除了谴责涉案司机外，也开始出现一个重要法律问题：对于涉嫌在公共道路上竞驶、飙车而导致四人死亡的行为，检察署是否应该考虑以谋杀罪提控？

据媒体报道，总检察署已指示警方从谋杀及其他严重罪行角度展开调查。这项决定获得不少民众支持，但同时亦引起法律界对于谋杀罪适用范围的讨论。

支持谋杀罪提控的观点

支持者认为，这宗案件已经超越一般交通意外的范畴。

在公共道路上高速竞驶、危险超车、无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本身便是一种极端危险行为。任何持有驾驶执照的人都知道，汽车在高速状态下具有巨大的杀伤力，一旦失控，后果往往是死亡或重伤。

支持者认为，法律不应只看行为人是否“想杀人”，也应考虑其是否明知行为极可能导致死亡。

根据《刑事法典》第300条，谋杀并不一定要求被告针对特定受害者。某些情况下，即使行为人没有特定杀人对象，只要其明知行为极可能导致死亡而仍然实施，也可能构成谋杀。

因此，当有人把公共道路当成赛车场，在明知周围有无辜驾驶者、乘客及儿童的情况下仍然高速竞驶，其对生命危险的漠视程度，是否已经达到谋杀罪所要求的标准，值得认真考虑。

支持者进一步指出，如果向人群开枪、从高楼抛掷重物等行为可能构成谋杀，那么驾驶一辆时速远超安全范围、重量超过一吨的汽车在公共道路上竞驶，其危险程度同样不容低估。

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属而言，夺走生命的究竟是枪械还是汽车，并不会改变死亡的事实。

反对谋杀罪提控的观点

然而，从刑法原则出发，反对者同样提出了强而有力的法律理由。

首先，谋杀罪一直被视为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因此其成立门槛极高。

一般而言，检方必须证明被告具有杀人意图，或者至少明知其行为几乎必然导致死亡。

问题在于，绝大多数飙车案件中，涉案司机虽然鲁莽、自私甚至无法原谅，但他们的目的通常并不是杀人。

他们可能追求速度、刺激、炫耀或竞赛，却未必希望任何人死亡。

法律上，“明知有风险”与“明知死亡几乎必然发生”之间存在重要区别。

例如酒驾、超速、闯红灯或疲劳驾驶同样可能造成多人死亡，但法院历来一般将这些行为归类为鲁莽行为或严重疏忽，而非谋杀。

反对者认为，如果所有极端危险驾驶行为都被视为谋杀，可能模糊刑法长期以来对不同罪责程度的区分。

此外，检方若坚持以谋杀罪提控，还可能面对举证上的困难。

被告很可能承认自己超速或危险驾驶，却否认具有任何杀人意图。届时，检方必须证明其心理状态已经达到谋杀罪要求的程度，而这往往远比证明危险驾驶本身更加困难。

刑事司法制度追求的不仅是严厉惩罚，更包括确保罪名与证据相符。

如果控罪过高而无法成立，最终结果未必符合公众对于正义的期待。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

无论最终是否以谋杀罪提控，这宗案件都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当有人明知公共道路并非赛车场，却仍然选择以极端危险方式驾驶，并最终导致一家四口死亡时，现有法律对于此类行为的处罚是否已经足够反映其严重性？

社会大众之所以愤怒，并非因为他们执着于“谋杀”二字，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有法律未必足以体现四条无辜生命的价值。

公众期待的并非情绪化报复，而是法律能够清楚传达一个讯息：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

任何人若为了追求速度、刺激或炫耀而罔顾他人生命安全，当其行为导致无辜者死亡时，必须承担与其行为严重程度相称的法律后果。

结语

从公众情绪而言，很多人会支持更严厉的控罪，因为一家四口死亡的后果极其严重。

然而，在法律政策层面上，最终是否适合以谋杀罪提控，应是在警方完成调查后，由总检察署根据证据及法律原则作出决定——检方应以最有机会成功证明的罪名予以提控，而不是社会情绪最愤怒时想看到的罪名。

从纯法律技术层面来看，以谋杀罪提控并非毫无争议。最大的挑战在于证明被告具备《刑事法典》第300条所要求的主观心理状态。相比之下，检方若以导致死亡的鲁莽行为或其他严重罪名提控，成功率可能更高。

因此，这宗案件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未必是“是不是谋杀？”

而是现有法律对于极端危险飙车导致多人死亡的处罚，是否已经足够反映其严重性？

陈祖豪，现为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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