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声援只会害了杨伟光

新加坡小国寡民，危机意识浓厚，而他们的法律行政制度又被认为是新加坡的骄傲，是新加坡不同于周边国家的成功要素。当年美国克林顿总统高调施压都无法使美国公民免受鞭刑，现在杨伟光后援会征集国会议员的签名的求情信只会触发新加坡反对外国干预司法制度的危机意识。

而我国政府粗糙的外交施压只会带来反效果，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新加坡对来自马来西亚的干预是比对其他任何国家更为敏感的，而杨伟光的律师对新加坡律政部长的指责更是会被视为对新加坡司法公正的一种挑衅，是对新加坡在法律制度上的优越感的一种挑衅。新加坡总统现在如果同意特赦，等于是同意了对他的属下的指责，等于是同意了对新加坡司法公正的指责，也会视为司法制度受到外国的干预，而干预的来源是马来西亚，一个和新加坡有敏感的历史瓜葛，而且在法律制度上新加坡有深深的优越感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会一致对外，快速把此事解决，也就是以比平时更快的速度执行死刑，了结此事，所以杨伟光后援会和他的律师在马来西亚所做的一切只会加速他的死亡，对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有理由怀疑杨伟光的律师的做法到底是出于对政治环境的无知，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如果是真心的希望杨伟光获得特赦，应该立刻停止签名情愿，停止所有政府和民间的公开言论，特别是对新加坡律政部长的指责。律师应该回去找出过去在新加坡获得特赦的类似案例，以案例的相似性提出申请．求情书应该由杨伟光的家人来写，让新加坡的监狱官提出他在狱中行为良好的证明，让查案官和检查官证明他的合作态度，让当地的宗教领袖和社会领袖来证明他的悔改之心，再由首相或者外交部长在非正式的场合低调直接向新加坡总统提出特赦要求，这样做他才有一线生机。

任何高调的施压都会被视为挑衅，而新加坡政府对任何的外来挑衅都是采取对抗的姿态的，你说他是怕输也好，是被迫害妄想症也罢，只要一旦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对抗的姿态，杨伟光就可以说是死定了，要救人就必须照顾好新加坡作为小国的心理需求。

其实这一切应该是在一开始就做的，到现在事情闹大，新加坡政府的已经开始强烈的回应马来西亚的舆论，再加上最近一位澳洲作家对新加坡死刑制度的指责，很有可能会对杨伟光执行死刑来证明新加坡司法制度的正确性和独立性，现在改变策略可能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