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离不开宣传，健全、正规的宣传，是通过讯息传播，把宣传者的政治立场、主张、理念；以及过去在政治实践中的成就，未来的行动计划，服务诚意的内容传送给受播者，也就是宣传对象，以期产生感知、理解、认可的作用，使对象在思想上认同宣传者，并转化为行动支持宣传者，例如在选举投票中，把手中一票投给宣传者的政党候选人，帮助他中选。

可是，由于没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主张，拿不出政治实践的成就，和未来的行动计划及服务承诺，行动党的政治宣传反其道而行，为了延续该党的“政治寄生虫”生存之道，该党的政治宣传方式是动辄找个题目，向人提出挑战，要对手和他公开辩论，如果对手认为有关的辩论没有意义和必要；不欲应战，它就会振振有辞，用“政治逃兵”这个贬义词去指责，羞辱对方。

其实，“政治逃兵”这个贬义词，不应该如此被滥用，如果政治人物，不实际为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付出努力，没有建树；不脚踏实地为人民处理、解决问题，提供服务，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只热衷于向人挑战，要对手与他公开辩论无关国计民生，只为增加个人见报率的题目，有什么意义？对忙于更有意义工作，不屑奉陪没有意义挑战的对手如马青总团长廖中莱，冠以“政治逃兵”一词，去加以羞辱，除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之外，又有什么实质意义？

若要为“政治逃兵”作注脚，以下两个事件的当事者，才适合称为“政治逃兵”。

1）1982年大选前，行动党当时的秘书长林吉祥选了六个华人区，挑战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和他一决胜负。结果，李三春接受挑战到芙蓉国会选区提名参选，林吉祥却爽约，那是真正做了“政治逃兵”。

2）90年代初，在马华当年的总会长林良实准备挂乌纱争取下，政府终于设立经济协商理事会来检讨新经济政策的弊端，研究90年代后国家经济政策的兴革大计，拟定90年代后的国家发展政策。

行动党有份参加，可是在草拟总结报告书前的关键时刻，行动党放弃关系未来人民，尤其华裔人民利益的责任，退出经协理事会，对90年代后国家发展政策的形成，置身事外，才是最懦弱，最不负责任的“政治逃兵”表现。

试问行动党衮衮诸公，敢否认这些“政治逃兵”行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