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安令扣留使斗志更坚定
乌达雅塞耳拒听释放条件

乌达雅指出，当初政府援引内安法令把他逮捕之后，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抗议，跳过60天的审问期，直接向他发出两年扣留令，把他丢进甘文丁扣留营。

在扣留营，乌达雅不改其彪悍作风，坚持拒见政治官员，甚至不惜把自己关在厕所以示抗议。如此一来，他最后成功逃过每月一次，接受政治部官员洗脑的会晤。

确认印裔在受制度性歧视

排除干扰之后，乌达雅（右图）把他在扣留营的时间花在阅读、书写和看报纸之上。广阅报章之后，他发现更多证据证明大马印裔确实面对了系统性歧视。

“在被扣留之前，我还有点犹豫。但我仍采取了强硬的亲印裔立场，但在扣留营内，我有足够的时间，记录贫苦印裔在25个方面所受到的歧视。”

今斗争基础在甘文丁奠下

他指出，印裔没有获得高等教育、医疗研究、淡米尔小学、联邦土地发展局等援助。

乌达雅出示他在扣留营所收集的厚厚剪报本，宣称当中满是印裔受到“巫统种族主义”不公平待遇的“证据”。

“我们今天的斗争基础，就是在甘文丁（扣留营）奠下的。”

点出问题反被指种族主义

被标签为“兴都极端分子”的乌达雅，否认内安法令扣留导致兴权会运动走向种族主义。

“不，它（扣留）仍我更加坚持自己的信念。但在马来西亚，若你点出种族主义，你反而会被指控为种族主义分子。”

目前是人权党筹备委员会总秘书的乌达雅为了“尊崇那些被捕和扣留的人”，在位于吉隆坡的人权党总部建起了一间仿扣留室。

跟伊祈团分子同住一宿舍

乌达雅指出，在扣留营单独被扣两个月，他这个“兴都种族主义分子”竟被安排与伊斯兰祈祷团分子同一宿舍。惟虽都有“极端分子”标签的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却没有引爆冲突。

他甚至指出，跟基地组织有联系，并拥有“炭疽病毒执行长”之称的雅兹苏法阿（左图）甚至曾鼓励和强化他的信念。

“雅兹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欢迎来到甘文丁，不要放弃自己的斗争’。从一个已被扣6年的人口中听到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扣留营内吊诡的平等待遇

乌达雅认为，讽刺的是，扣留营的日子反而给了他，在吉兰丹求学过程从未经历的“平等”感觉。

他回忆说，有一回，一名印裔被扣者生病，当时把病患抬上轮椅求治的，却是一名伊斯兰祈祷团分子。

“他是一名穆斯林极端分子，而我却应该是一名兴都极端分子，在里头，真是一个大马。……哪里没有歧视，没有阶级之分，没有人获得特殊对待，没有种族主义。若真有不公，则是他们说我们获特别待遇。”

乌达雅更透露，自己曾在斋戒月跟其他伊斯兰祈祷团成员一起斋戒，同时跟雅兹同参加一项伊斯兰课程。

“我们当时有谈话，而其他人笑我说，‘兴都极端分子参加伊斯兰宗教课程，完蛋啦。’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他们不再允许非穆斯林参加宗教课程。”

马诺哈兰陷低潮却不屈服

乌达雅指出，当政府在2009年4月释放另外两名兴权会领袖，即耿卡哈兰（R Kenghadharan）和甘纳巴迪（V Ganabatirau），同样身陷扣留营的兴权会领袖兼行动党哥打阿南莎州议员马诺哈兰（M Manoharan，右图）特别难受。

他表示，马诺哈兰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心情陷入低潮；不过，值得敬佩的是，即使陷入低潮，但马诺哈兰依然不愿向当局屈服。

此外，马诺哈兰后来获释，就立即扛起乌达雅律师的工作，处理当局准备释放乌达雅的问题。不过，马诺哈兰在会晤乌达雅后，让坚持要无条件释放的乌达雅自己作决定。

塞耳朵拒绝聆听释放条件

乌达雅透露，尽管冒着失去获释的机会，但他当时为了坚持无条件释放，甚至把自己锁在厕所内，拒绝会见任何前来谈判的官员。

当他被带到扣留营总裁面前，而后者宣读释放条件时，乌达雅甚至不惜转过身，把自己的耳朵塞起来，拒绝聆听释放条件。

乌达雅补充说，随后他被官员“丢”进一辆小货车，并且载到扣留营大门释放，所以“我真是从监牢被丢出来的”。

政府成功以逮捕打击运动

乌达雅承认，虽然他在内安令逮捕之后，更加坚定于斗争，但是兴权会运动却因此被分裂和停滞不前。

“（政府）成功通过分化战术将这个运动瓦解，例如设立大马人民力量党（Malaysia Makaal Sakti Party），以致一些人认为我们已加入国阵。”

“若（政府）没有扣留我们，（兴权会）就会更加的茁壮。它让我们倒退了两年，而我们如今必须重组和成长。”

编按：这是《当今大马》探访前内安法令被扣者的专题系列报道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