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受害者私生活反遭检视
社工叹社会关注附贞洁条件

朱玉叶奸杀案掀起社会新一波运动，民间与朝野纷纷制造舆论压力，替死者伸张正义。这是继赵明福、古甘、达门登等命案之后，又一宗引起社会愤慨的不公义案件。

朱玉叶父亲朱亚寿在7月5日带着8万人联署请愿书， 赴布城 要总检察署挑战法庭的无罪判决。而总检察署也同一天 正式入禀上诉 。

王妤娴周四（5日）接受《KiniTV》与《当今大马》专访时受询及朱案给大家的启思时答说，“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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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应该在诺丽达案件时就应该关注。但这跟我们对强暴的迷思，有很大的关系。”

2003年12月遇害的诺丽达，频被拿出来跟朱玉叶案件比较，主要是法庭同样在表罪阶段以死者私处有超过一名男子精液为由，判被告谋杀表罪不成立，当庭释放。

诺丽达命案的控方较后提出上诉，惟先后遭上诉庭与联邦法院驳回。

符合理想受害者引关注

王妤娴（左图）就社会对诺丽达案件的反应解释，“诺丽达命案（未让人关注）是因为我们（或多或少）认为她不检点、有很多男友与乱搞关系所致。舆论放大的，反而是她的私生活，结果给她的父母造成困扰。”

“朱玉叶命案（所以）产生巨大回响，因她符合了‘理想受害者’的条件 ，她的性格与品行清白，能够引起共鸣与民愤。”

她解释，大马社会男尊女卑，性别权力划分仍强大，当我们允许男生须强大、女性须娇弱才能吸引人时，就产生性别不平等与歧视，这渐进的成为性别暴力。

社会舆论反宽待加害者

王妤娴也以本身为例，表示她9岁时还相信只有坏女孩才会被非礼，进而强调社会的教肓与价值观都非常着重女性的贞洁。

“除此，社会（舆论）对加害人比较客气，对当事人反而有道德的要求，但对加害人就比较不会。”

她举例说，媒体报导中就常可以阅读到各种替强奸暴行辩护藉口，包括“男人是这样的”、“无法控制性欲”、“曾遭家暴”、“吃药或吸毒”等。

大马是支持强暴的社会

“我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支持强暴的社会。”

她续说，一名受害者能否被同情并产生同理，攸关她是否能够为社会既定兼刻板的价值观所接受。

“首先，你要是一名处女，长得还不错，你还要确保身体有很多伤痕，证明你真是没有自愿发生性行为，还要刚好有人不小心经过看到嫌犯。”

她续说，一名女生的长相与身材，案发的时间与地点，或者这是否一宗约会性侵，也会令人对事情真假产生怀疑。

受害者怕闹大拒绝报案

她表示，除了大众的观念，受害者也往往怯于报案，她们怕事情闹大，不想自己的遭遇被媒体渲染，进而成为众人检验的对象。

王妤娴表示，正是社会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与价值观，助长性侵者的气焰，制他们觉得本身的行为能够被理解与体谅。

她表示，我国从社会至执法与检控的层面，都没有营造一个对受害者友善的环境。

勿问你确定自己被强奸

她表示，她曾处理过的案例中，就发生受害者向朋友倾诉时，因朋友处理不周而再度受伤害。这名朋友当时很惊慌，乱了方寸。

王妤娴说，当身边有人说遭到性侵，不要马上询问“你确定自己被强奸？”或“你做了什么？”，因这种问题会严重打击受害者。

她建议换另一种方式，改一种方式来询问受害者“对方做了什么？”，也不一定要马上询问细节，只在受害者准备谈的时候给予协助。

建议政府纳入性别教育

王妤娴认为，政府应该在性教育这一环，纳入性别教育这一块，教育国人尊重所有的人。

“我们需要检讨我们的迷思，若社会少一点迷思与偏见，则那些想要做坏事的人，知道他们是很难干坏事，因整个社会环境并不会支持他们这么做。”

王妤娴表示，若社会的观念摆正了，不再因为受害者身份背景、交友状况等而对产生歧视时，那警方与总检察署也会认真跟进调查与检控工作，绝不会有马虎之事，因为舆论并不允许两造草草结案。

称加害者也应受到辅导

王妤娴透露，大马也有必要有一些团体，对加害者部分进行辅导，因有部分加害者觉得本身性侵有理，因此需要社工的援助。

“社会化与对女性的物化、歧视，让施暴者觉得强暴有理，这些朋友需要得到协助。…若这个部分没有处理好，他们出狱后还是一颗计时炸弹。”

王妤娴也是马来西亚生命线辅导义工与督导，她所服务的妇援中心是大马首间协助妇女走出暴力的机构，成立于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