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司法KPI使性侵案草率审结
社工冀办案警员上性别教育课

朱玉叶奸杀案唯一被告脱罪，令社会质问执法与司法制度是否不够严谨。惟8年来处理性暴力案件而需要经常游走法庭的社工认为，法庭落实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或是朱玉叶等性侵案草草结束的祸首之一。

妇女援助中心社工主任王妤娴表示，法庭的KPI是前任的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基任内推动的政策，要法庭加速审讯案件。

她指出，维权组织当时就表达关注，担心此一政策将对检控与审讯造成压力，而仓促检控与审讯。

自豪法庭解决累积案件

查基（右图）在2008年10月上任后大刀阔斧推动司法改革，下令各级法庭加速审讯案件，尤其是要减少累积未审结的案件，引起以律师公会为首的维权组织忧虑与抗议。

2011年3月，律师公会在年度大会上对法庭KPI投不信任票，查基与时任律师公会主任林志伟在一个月后就发表联署声明，指法庭将不会定下KPI，限定一天、一周或一个月内要审结多少宗案件。

查基于2011年9月退休前，对本身加速解法庭累积案件成果感到 满意 ，并自诩这已其他普通法系国家的楷模，令他可以安心退休。

王妤娴上周四（4日）接受《KiniTV》与《当今大马》专访时质疑，法庭在现任大法官阿里芬治下是否仍行使的KPI，致使案件草草审结，检控处理得不够严谨？

质问为何不控误杀强奸

王妤娴以两宗案件，即朱玉叶案与另一宗法定强案为例，来支撑本身的疑虑。

这名社工表示，当她知道朱玉叶案件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控方为何没有提控被告强奸或误杀罪名？

“我的疑问是为何不用误杀罪名？为何不用刑事法典第376强奸条文？”

她认为，检方若使用强暴罪名很大可能入罪，毕竟医疗报告的脱氧核糖核酸（DNA）与受害者私处伤口，就足以证明加害人身份及判断受害人是否出自自愿。

应放大被告性侵案证据

“我曾在朱玉叶后联络一名当过副检察司（主控官）的人，询问若由他来检控，那会怎样做？”

“他就说，他会在（强奸）控状上将对方列为主要被告，控状会写被告X先生，与另一或两人仍在潜逃的人…。他说，他会在审讯中放大被告的证据，DNA可以证明（强奸）。”

王妤娴质问，主控官一早已拿到死者的医疗报告了，这包含DNA及私处伤口内容，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考虑在内？

“我们也要询问，警方一开始就知道有两个人的DNA，为何不去找出另一人？…他们不能很侥幸的说，现在有这几个证据，我可以告得成了。”

王妤娴因此认为，检调未能在证据未齐全情况下将被告控上法庭，只是想要尽快结束，达致KPI，而事实上他们早知道辩方律师会剥削这些漏洞，拿来当疑点。

传票无法交出搁下上诉

王妤娴（左图）怀疑，她手上所处理的一宗13岁少女遭强暴案件，或因检控过程中要达致KPI，以致即使证据充足仍让被告脱罪，之后更因无法将上诉传票交给被告，而于2011年撤销入禀上诉。

她气愤的说，“这绝对是主控官的失误，这案绝不可能判无罪的，这是一宗法定强奸案！况且，他们握有脱氧核糖核酸报告，证明属于被告的。”

“证人的口供很一致，报告也很齐全，他们甚至将一张沾了对方DNA的床，被搬进法庭当证据。”

她表示，唯一的问题是被告的女友在场，她不愿出庭供证，只透过法定宣誓书称自己什么都没有看到，于是地庭就判被告无罪。

她不明白为何检方没有行使其权限，传召这名女友出庭供证，以致遭辩方律师利用来为其当事人脱罪。

她透露，控方于是要上诉，惟因试了5次而无法将上诉传票交给被告，最后搁置上诉。

少女供证曾经难受崩溃

“这还是我花了4个月，跑遍地庭与高庭，才知道这结果。我去总检察署要他们解释，对方说随时准备上诉，但要我把被告找出来。我又不是警方与检控官，我只是社工，为什么要我去找被告。”

“这件案被撤销，刚好是KPI很盛行的时候。”

她表示，“案发时她13岁，我可以说是看着她长大的，从提控到上诉不成事，她已中学毕业进入社会。”

她表示，“我没有办法接受（结果），我花了3天才做好准备好跟她谈，我们谈了5个小时。”

王妤娴表示，这名少女当初鼓起勇气上庭供证时，还在法庭里情绪崩溃。

举报者蒙受更大的伤害

王妤娴指出，其实，挺身而出为自己讨公道的性侵受害者，比没有举报的受害者所蒙受的伤害还要大，过程中出现二度伤害。

她表示，她手上处理过的案件带上法庭后，有时也端视受害者能否挺得住压力，才能令审件审结。

她表示，放眼任何一个国家，只有5%至10%的受害者会举报遭到性侵，而妇女援助中心协助的个案里，成功上庭且定罪的低于10%。

“我在加入妇女援助中心的8年来，手上就有18至19宗性侵案被控上庭，其中有15个已审完，5个入罪。”

找反抗伤痕证明被性侵

王妤娴指出，追根究底，大马没有一个令受害者感到友善的社会，让她们可以放心的去举报，免于二度伤害。

她信手拈来，社会的迷思、媒体对性侵案的渲染、警方与检方处理手法，律师在庭环绕着插入与是否自愿议题，都令受害者却步。

“来到执法与检控部分时，警方与检控官就会找受害者身体反抗的伤痕，若找不到伤痕，就表示受害者没极力自保，因此是自愿发生性行为。”

长得这样也会被强暴？

她表示，若受害者长相不美、长得很胖，或者之前交过多名男朋友，她们去报警时的遭遇也是不一样的。

她指出，3年前就有一名女警长竟然质疑受害者说，“你长得这样会被强暴？”

王妤娴接下下来也把矛头转向负责性侵案件的武吉阿曼性侵犯、家庭暴力及虐待儿童特别调查组（D11），发表上述言论的是，正是D11的女警长。

女警员不见得有同理心

她抨击，“D11的警察以女警为主，我们一般的想法是，女性看待女性（受害者）会有同理与同情，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看过很差劲的警察，都是女的，她们讲的话无法让人理解。”

她举例说，“我中心里的一名社工也有一个案例，一名已婚妇女举报被强暴，警察说‘不用紧，这只是另一次性行为而已’。”

王妤娴健议，武吉阿曼的警察上性别教育，让他们能够以同理心对待受害者，减少女受害者在投报时的受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