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部分艺人加入声援弱势者的行列，或有提高知名度的考量，但香港《号外》杂志主编张铁志认为，歌手针对社会议题表态及对抗霸权，始终是值得鼓励的趋势。

他不讳言，台湾社会对表态文化有一些批评，比如艺人为不公仗言，是否因为这已变成一种流行。

“1985年，国外许多歌手响应援助非洲饥荒的大型音乐会，亮相对他们而言确实是个公关包装手法。”

“但如今在台湾或大马，即使赶流行也值得鼓励，因为面对主流更强大的霸权。比如说台湾核电厂，台电公司花了非常多的钱宣扬核电的好处。即使表态已蔚成风潮，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反对党获地下乐团力挺

NONE 张铁志（右图）说，台湾有两种性质的艺人站台。除了以上提到对某种课题的表态，另一种是政治站台。

他说，台湾在过去几乎不可能出现政治站台，国民党牢牢掌控了近乎全部的文化资源。艺人未必参与该党的助选活动，但可能为某个大型联欢晚宴会演出。

“反对党只获得另一种弱势的地下乐团，或老牌歌手的力挺。”

惯性粗口反成廉价不满

至于一些抗议歌曲与网络文字似乎常充斥粗口文化，张铁志表示，首张专辑取名《干！政府》的台湾独立乐队农村武装青年曾解释，粗话是一种更直接的宣泄与反叛，尤其是对抗主流的霸权。

“我特别同意，在某一些时候，你用粗口确实更能表达。可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危险和诱惑，即习惯性地说粗话而变成廉价的不满。”

“这就很危险，你好像说了粗口就与众不同。最后没有反叛意识，可能只剩下一种姿态，危险且意义不大。”

张铁志本身来自台湾，他也是知名文化、政治与摇滚评论人，他在中港台三地主要媒体撰写专栏，著作包括《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时代正在改变：民主、市场与想象的权力》、《时代的噪音：从狄伦到U2的抗议之声》。

他周一到槟城为“时代的噪音：台湾音乐与社会抗议”开讲。主持人为《当今大马》副新闻编辑李永杰，共大约40名出席者入场聆听。该论坛是由2013年槟城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办，联办单位是众意媒体、隆雪华青、久美图书与动力青年。《当今大马》与《KiniTV》是媒体伙伴。

网络抗议亦需传统动员

NONE 张铁志在问答环节上被询及新兴传播力量是否言过其实时表示，很多人察觉到只在网络上表态的消极作用，但马来西亚的状况不至于太糟糕。

“我个人稍微乐观，有无面子书的年代其实差别蛮大。”

他说，传统媒体不报道的讯息如今都获得传播，讯息传达始终是第一步，如何走出来，传统与实际的组织工作更加重要。

他举例，“万人白T凯道送仲丘集会”是由没有党团背景，甚至近乎没社运经验的人士动员，但却井然有序地举行。号召者不是社运分子，在网上串联后仍出来见面开会，凸显传统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全世界都在摸索，如何把网络上与下线后的工作做好。”

音乐是理解时代的钥匙

张铁志在论坛上分享到，不管是西洋或台湾音乐，都与社会变迁一直有密切关系和结合。音乐除了是一把反映和理解不同时代的钥匙，很多音乐人也企图用他们的音乐推动社会改革与议题。

他说，近期25万人愤慨上街，响应“万人白T凯道送仲丘“集会，改编自悲惨世界的主题曲《你甘有听到咱唱歌》就充分抓住了现代人的情绪。

他回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其实是个禁歌的年代，《妈妈请你也保重》被指歌词不健康，因在军中想念母亲会怀忧丧志。

此外，《烧肉粽》的那一句“自叹自悲歹命人”也引争议。

民歌运动：唱自己的歌

NONE 张铁志指出，1970年代开始见证了市民社会的初生。保钓运动和台湾退出联合国为国民党带来打击，政权的正当性遭受到质疑。

“由于执政集团的老化，当局70年代初开放选举，党外人士开始组织起来。”

他说，当时的社会仍处于戒严时期，民歌运动“鼓吹唱自己的歌”，回归本土及形成对台湾的想象。李双泽就在那个年代写下《美丽岛》；杨祖珺则因参与政治反对运动，以致音乐之路被封堵而参政。

接着，解严前的暧昧期出现了传统的再创造。罗大佑被视为没有抗议的抗议歌手，作品相当温和，未真正触碰到社会核心议题。

多元议题吸引主流歌手

张铁志表示，80年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改革运动，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戒严、1988年蒋经国过世及1988年爆发五二农运。

1989年，黑名单工作室发表了著名的抗议歌曲《抓狂歌》，此“新台语歌”的本土宣言含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与激进精神。朱约信（猪头皮）则是另一名具有代表性的台语抗议歌手。

他说，1990年代是本土化的回声与众声喧哗的年代，浊水溪公社、黑手那卡西、反美浓水库的交工乐队与农村武装青年都积极介入社会议题。

进入2000年，议题趋向多元化，农村武装青年、陈明章、拷秋勤和新宝岛康乐队都通过作品，参与反对国光石化。而台东美丽湾渡假村开发案等，更吸引了不少主流与大牌歌手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