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三）
净选盟从308至505大选崛起为当红社运组织，除了民间渴望促成选举改革与变天因素，不可否认净选盟的2位魅力型领导人——安美嘉与沙末赛益，对这个运动有加分的作用。
他们一人是2007年发起“公正之行”的前律师公会主席，另一人则是德高望重的马来文学界泰斗，最后先后成为净选盟的生招牌与标志人物。
故而，净选盟去年11月底在改选后由玛丽亚陈挑起大旗，已经引起侧目。玛丽亚陈固然是本地社运界重要的推手，却不是一张家喻户晓的脸孔。
2度策划净选盟集会
净选盟改选中，玛丽亚陈是在没有竞争对手情况下被推举为新任主席，这相信跟她从2008年起稳扎稳打推动净选盟活动与策划2次大集会有关。
玛丽亚陈上周接受《当今大马》三语记者专访时，谈起她与净选盟的渊源。她表示，在净选盟2007年10月首次召开大集会后，她与社运份子黄进发等人都认为应继续推动选举改革运动，于是就在2008年接管了净选盟督导委员会，并邀请安美嘉加盟。
“我后来成为净选盟2.0与3.0大集会的协调员，扛起行政、地勤与策划大集会的任务，我当时承受的压力相当大，担忧人潮不多。”
“净选盟2.0大集会当天，我与安美嘉（在中环广场）被捕，我心里忐忑，不知道人潮有多少，直至我晚上8点获释看到报导里的示威人潮时，我非常的开心。”
“原来，当民众打从心里想要参与这个斗争时，你根本不需太担心，他们不只一次的走上街头，他们两度上街。”
玛丽亚陈现年58岁，是本国出生的第二代华裔，也是一名穆斯林，中文名为陈清莲，不谙华语。
家族原从事锡矿业
她因与社运份子尤努斯（Yunus Lebai Ali）结婚而皈依伊斯兰教，如今身份证上有的仅是玛丽亚陈阿都拉这个名字。
玛丽亚陈父母的家族经营锡矿业，其曾祖父与祖父从中国南来，落脚霹雳替人打工洗琉琅，后成为锡矿业，而外祖父就带了她母亲扎根在万里望。
玛丽亚陈的父亲并未接手家族生意，反而负笈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工程系，学成归来成为公共工程局的工程师。
幼年随父移居各地
她笑说，“至于我的母亲，则有一点奢华的，她赴英国学发艺。我呢，于1956年在英国出生。”
玛丽亚陈的成长背景几乎是“居无定所”，父亲因工作调动关系，带着他们一家到全国各地移居。她曾居住在新加坡、巴生、芙蓉与八打灵再也。
根据报导，1969年513事件爆发时，他们一家住在雪州灵市，政府实施长达6周的戒严，社会上风声鹤唳，他们一家就靠一名身在政治部工作的叔叔接济。
玛丽亚陈当时只有13岁，但这宗种族事件在她在心灵烙下深印，也是后来促成她参与学运的其中一个契机。
负笈英国加入学运
1976年，玛丽亚陈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攻读经济系。那时，英国学府掀起强烈的反越战情绪，玛丽亚陈就在这种氛围下认识并加入学运，让她从此与社运结下不解之缘。
“学生们都很投入政治活动，他们参与的不是政党政治，而是追求民主与社会公义。”
“我加入‘英国和爱尔兰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留学生组织联合会’（FUEMSSO），身在异乡的我们，即使关心大马政局，但能做的毕竟不多，我们仅能提升马、新留学生的醒觉。”
“70年代，大马的学生力量崛起，但政府很快加以镇压。我知道有这种情况，总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于是，我们写文章、举办讲座与论坛，我们也批评政府在513推出的新经济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不能令社会重组，反而令贫穷情况恶化。”
玛丽亚陈表示，她这段时候也大量阅读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前领袖阿拉法与印度民族主义领袖甘地的著作。
“我不仅因他们的牺牲而（崇拜）他们，我细细的品嚐他们说过的话，那些话让人一直坚持下去，当然，也鼓舞了我。”
成为全职妇运份子
玛丽亚陈留在英国11年，她完成城市规划硕士学业于后1985年返马。玛丽亚陈的学历可让她成为一名出色的商界女强人或者是城市规划师，但她就是缺乏兴趣。
“我没有学以致用，我只是进入商界一段时间。我先后加入先后加入妇女行动组织（Awam）与妇女发展共同体组织(Women Development Collective)，成为全职妇权运动份子。”
玛丽亚陈指出，当时国内的女权组织积极争取政府在法律上保障女性，尤其是改善法律保障强奸、性侵、人口贩卖、家暴等受害人。
她表示，1987年4月，9岁女童洪美凤被残暴奸杀点燃国人的愤怒，妇女行动组织等组织走上街头，怒斥与抗议政府没有正视这些保护女性与孩子的诉求。
“同年8月，我们举办街头戏剧，我们召集在吉隆坡怡保路示威，我们抗议现有政府无法保护女性与孩子，我们要政府修法改善搜证的法令，我们要求警方在处理这些议题时禀持更好的态度，我们要更安全的环境。”
60人示威属大阵仗
玛丽亚陈娓娓说道：“当时，社运并不风行，我们号召到60人去到怡保路示威，已算是大阵仗的示威了。”
政府在不久后的同年10月底，就在恶名昭彰的茅草行动下，援引内安法令逮捕涉及的4名女权领袖艾琳赛维尔与吴春心等人。
在1987年10月27日的茅草行动中，政府共扣押了106名政党人士和社运工作者，扣留他们最高1年半时间。
虽然政府援引《内安法令》扣留他们，却始终未能提出他们危害国家安全的证据，并加以提控，因此茅草行动被指是一种政治迫害手段。
玛丽亚陈更是质问：“我们都十分震惊，我们只是办一个街头戏剧，为何会被扣留？”
坚持挺过警方骚扰
当时妇女行动组织就成立一支由7人组成的家属支援团体，主要支援被扣的非政府组织领袖的家属，而玛丽亚陈也是其中一员。
“在扣留的首60天，家属无法得到任何被扣者的消息，我们办了多场示威行动，施压要政府允许家属见被扣者。我们之后也鼓励家属采取法律行动，包括获得被扣者同意入禀申请人身保护令。”
“当时国内只有我们这么做而已，我们是很孤单的，我们只有7个人。”
“我呢，我很害怕，我一直被警察跟踪，那种深受威胁的感觉缠绕着我。幸好，后来有一些律师挺身而出协助我们，最后我们硬是挺过来了。”
“这段期间，当局没有骚扰我的家人，他们只是警告内安扣留者的家属，说若跟我们接触，那他们就不能会见被扣者了，所以愿意接受我们帮忙的家庭少之又少。”
回忆与亡夫的故事
这段有惊无险的经历，令玛丽亚陈坚定相信社运才是她的最终归属，因而辞去了私人企业的工作。
玛丽亚陈与亡夫尤努斯早在70年代已在伦敦认识，但直至茅草行动后才擦出爱火，共结连理，两人育有3名孩子。尤努斯于2010年病逝，得年59岁。
“我丈夫是马大学运份子，政府在70年代镇压学生运动时，他被迫潜逃流亡海外，直至1983年才返马。1987年，他在茅草行动下被扣，这是（政府）对他的清算。”
尤努斯是在1974年警方进入马大大逮捕时，与同学希山慕丁莱斯漏夜潜逃。尤努斯周游香港、澳洲、巴勒斯坦等国家，最后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突击队成员。
他之后在英国深造，攻读社会学，后受玛丽亚陈参与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留学生组织联合会，谈论大马学运与政局。
“我们在英国已认识对方，我俩均是学运份子，但我们当时还未成为伴侣。”
“尤努斯在外国奉献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很关注国际政局；他回国后，参与国内政治与监督选举，他人生尽头的最后几年，用在监督阿富汗、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与尼泊尔的选举上。”
鼓励女性改变地位
玛丽亚陈在2005年与一批志同道合之辈，成立雪州兰社区自强协会，旨在提升女性的政治醒觉与推动女性参与政治。
“我与尤努斯参与的运动性质相仿，甚至可说是有所重叠，因此我们这些年来总是互相支持。”
“社运是长期的斗争，改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落实的。我在这些年看到许多经由我们培训的女性改变，能够更好的支配本身的生活，这是让我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
她表示，政府也是在妇女组织争取长达8年后，才决定改善与强奸有关的3项法律，包括证据法令、刑事法典与刑事程序法典，然而它修法改变的幅度并不大。
“我不知本身还可以做多久，但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我们这一代争取的能够落实，以便惠及我们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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