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体育部长凯里先生：

我对于您承认您是最后决定不给国家跳水队总教练杨祝梁续约的人士，表示震惊。

您在文告中指“没有制止恐惧文化和环境”是杨祝梁不被续约的主要原因，您更指“这些恐惧文化和环境，已经造成‘强奸案、性骚扰、暴力、殴打，欺凌和威胁’”。

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责，也具有刑事指控成份。您在文告中确定杨祝梁“并没有涉及上述事件”，但是为什么最后他会成为“恐惧文化和环境”的代罪羔羊？

您指杨祝梁允许该“恐惧文化和环境无节制地蔓延”，并说杨祝梁以及另外一名与他关系密切的教练曾经多次受到警告。虽然您没有指名道姓，但是“那名”教练很明显的就是在10月间被提控强奸选手的黄强。这带来了另外一项疑问，也就是您是否单单为了合理化国家体育理事会以及大马泳总不续约杨祝梁的决定，而尝试把杨祝梁塑造成为黄强案件的帮凶。这对于杨祝梁是十分不公平的，特别是您已经确定他并没有涉及案件当中。

对于您的文告和指控，我跟杨祝梁一样地震惊。

除一人就能解决问题？

杨祝梁指无论是您、国家体育学院、或者是大马泳总，都没有和他谈过上述事件。我相信您十分了解“一个人在被判决之前必须获得给予辩护机会”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这个决定不单单牵涉杨祝梁本身，也影响着国家跳水运动未来的前景。

黄强的案件并不是单一的个案，在多年前也发生过田径教练因涉及非礼选手而被判监。我十分同意您所说的，国家选手的安全比起金牌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甚至会更进一步的认为，体坛上所有的人士，包括青体部、国家体育学院、各个体育总会、教练、选手，都有责任防止这些案件的发生。

现在浮现的问题是：单单把一个人，也就是是总教练踢走，就能够解决您口中所指的“恐惧文化和环境”？如果“恐惧文化和环境”的说法确实，难道国家体育学院、大马泳总内没有任何一人，必须为现有的机制下未能保障国家选手的安全和福利，负上责任？

两种不同说辞何者对？

在您发出文告之前，有言论指杨祝梁的教导方式过时、而他也不愿意使用体育科学科技。 国家体育学院主席阿都阿基姆也确认这是杨祝梁不获续约的原因。

两个不同说辞，究竟哪一个是对的？您在文告结尾的时候，指“新的教练团已经被指示要全面应用之前没有获得应用的体育科学科技”，显然的您其实正在附和国家体育学院“教法过时”的指责。在不知觉中，您也乖离了“恐惧文化和环境”的说法。

杨祝梁对于国家和跳水队的贡献，我们无需多提，成绩已经是最好的说明。无可避免的，一些人可能有本身的意图，要在这个时候沾个光。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确保绩效凌驾于这些人一切的个人利益和喜好。

显然的，杨祝梁如果不是“恐惧文化和环境”指控下的代罪羔羊、就是“恐惧文化和环境”说辞被用作踢走杨祝梁的表面理由，而背后真正的理由或许只有几个人知道。

我们相信您要马来西亚的体育走到高峰，我们其实也一样。我们都是国家体育发展的粉丝。

部长先生，请您把事件真相再说清楚。

注：本文作者黄家和是社青团长兼桂和区州议员。题目为本刊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