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希马”首相人选难产,公正党主席安华近来屡剑挑前首相马哈迪。安华如今重挑旧事,不点名批评马哈迪处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方式,漠视体制改革,遗下祸根,进而导致一马公司贪腐案的发生。

安华昨晚在面子书发表长篇贴文点出,当初身为财政部长,并非全盘接受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建议,不过自己所提出的体制改革建议,却从未获得采纳。

接着,他也把矛头指向国盟政府,“国盟政府现在背离改革、公然纵容贪腐的做法,正在为将来10个一马公司案埋下种子。”

他续称,当年已经尽力维持平衡,即支持时任首相马哈迪的立场,同时也提出“不受欢迎但正确”的意见。

“我不曾像指控的那般,全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我认为该组织的评估正确之处在于,马来西亚面临一场信任危机,只有落实真正的结构改革,增加透明度和问责制,确保各机构独立行事,才能矫正这一危机。”

“我当时提出的改革方案从未获得采纳,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希盟寻求落实的关键政策之一。”

应对措施留下体制伤痕

安华表示,马来西亚目前经济停滞,就是因为20年前应对金融风暴的措施,为国内经济环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

他引述波士顿顾问公司从2009年到2019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估(Seda)报告指出,比起邻国如印尼和越南等,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处于停滞状态。

 “这其中的原因须要冗长的研究来解答。不过,我相信主因之一,是1997年解决金融危机的手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

“过去五年,我在全球各地参加的每一场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会议,无不谈及一马公司案……如果你问我是怎样的体制,让一马公司丑闻得以发生,我会回溯至1997年。”

“窃盗统治之所以出现,反映出国家没有推行体制改革,以杜绝滥权和贪腐。”

安华承认,当时的国阵政府推行防止经济崩盘的措施,包括控制支出( reserving spending)和提高利率来支援马币,但认为马来西亚未能落实结构改革,才是问题症结所在。

安华的贴文还列出所参考的学术著作与文章,其中有著名经济学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的《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以及大马左翼学者佐摩的文章等。

 马哈迪与安华意见相左

亚洲金融风暴起因于泰铢贬值,于1997年到1998年之间席卷亚洲,正好是马哈迪领导国阵首度任相期间,而安华则是时任副首相兼财政部长。

当时,这两名全国最高领袖对于解决金融风暴的方式意见分歧,最终导致安华遭踢出内阁,更在1999年入狱。

安华当时提倡采取自由市场的办法,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反对拯救即将倒闭的公司,引入外资,让贸易自由化。他也打算削减政府开支18%,及展延马哈迪推出的大型建设计划。

马哈迪则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采取强硬手段,让马币和美金挂钩,汇率固定在3.80令吉兑1美元,并收紧和监管外资。马哈迪还将马来西亚的金融风暴问题归咎于金融巨鳄索罗斯狙击马来西亚令吉货币。

在野阵营首相人选难产

近来,希盟、马哈迪和沙巴民兴党积极策划反政变,欲从国盟手中夺回联邦政权。

不过,“民希马”阵营目前仍为了首相人选而陷入僵局,据称马哈迪与公正党主席安华互不相让,导致首相人选难产。

安华上周接受《当今大马》专访时,也不点名称,希盟犯下的错误之一,就是不断挑起“马来人懒惰”论,导致失去选民支持。

尽管安华没有点名,但马哈迪经常抛出这个论调,即使执政后也是如此,更曾因而引起反弹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