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出房间里的大象，张玉珊跨同温层之旅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不好意思，刚才说到哪儿？”
刚连任社会主义党中委的张玉珊挂断又一通工作电话后，如此问道。
在4小时左右的访谈中，张玉珊接起了无数通工作电话 —— 有关于晚上会议的，有关于后天行程的，有关于下周活动的……
霹雳社会主义党党部一角，摊放着她的睡袋。她经常在工作结束后，懒得开车回家，于是就在党部过夜。
“反正我有睡袋就可以睡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张玉珊出生于1984年。中学时期，网路开始普及，论坛文化正盛，她经常混迹网路论坛的时事版块，与网民笔战同志相关议题。
“不过，当时的论述内容还是很粗浅，说的都是类似‘同志天生无法改变’、‘人人生而平等’那一套。”
“直到在报章上接触欧阳文风的文章，才开始能够更理论、更有系统地讨论同志课题——原来还可以这样反驳。”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不好意思，刚才说到哪儿？”
刚连任社会主义党中委的张玉珊挂断又一通工作电话后，如此问道。
在4小时左右的访谈中，张玉珊接起了无数通工作电话 —— 有关于晚上会议的，有关于后天行程的，有关于下周活动的……
霹雳社会主义党党部一角，摊放着她的睡袋。她经常在工作结束后，懒得开车回家，于是就在党部过夜。
“反正我有睡袋就可以睡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张玉珊出生于1984年。中学时期，网路开始普及，论坛文化正盛，她经常混迹网路论坛的时事版块，与网民笔战同志相关议题。
“不过，当时的论述内容还是很粗浅，说的都是类似‘同志天生无法改变’、‘人人生而平等’那一套。”
“直到在报章上接触欧阳文风的文章，才开始能够更理论、更有系统地讨论同志课题——原来还可以这样反驳。”
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从网路接触到大量来自港台的性别论述与同志友善的文章，这除了为她构筑起理论基础的同时，也促使她后来选择前往台湾念书。
拉曼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张玉珊选择负笈到台湾元智大学中语系就读硕班。其中原因，是她专研的方向是马华同志文学，但本地中文圈子缺乏同志理论相关讨论，没有她所需要的养分。
“另一个原因，就是想要离开家庭和国家，看看外面世界长什么样子。”
“身为同志，你还是感觉到自己被国家边缘压迫，无法放开做自己。”
“我当时觉得，只要到国外，我就能够探索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不过，她随即解释，自己当时的想法过于肤浅，事实上只要愿意跨出同温层，有意识地探索，自己就能够获得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和知识，而不是非出国不可——但这已是后话。
“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张玉珊满怀憧憬去到台湾，却很快发现那里并没有想象中美好，当地也存在着保守反动的一面。
“我相信任何真正关心时事、政治的人都会发现，台湾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你会看到它现实的一面。”
“我们不谈台湾同志运动内部的分歧。单就权益、法律层面而言，台湾确实走在许多亚洲国家前面。这也让它很自然地成为许多同志向往的地方。”
“但正因为我在那里生活过、参与过、亲眼见证过，我才发现我们所向往的美好国家，内部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和没那么美好的一面。”
“你会觉得，‘原来如此’。你不会想要继续留在那里。你反倒会意识到，看起来再美好的国家，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那何不回到自己的国家，争取应有的权益？”
她自嘲，“我当时的国族意识还蛮强的。”
张玉珊也是回到马来西亚与许多朋友交流后，才渐渐懂得理解并尊重他人移民的选择。
“如果他们在其它地方能够承担更小的压力，有着更健康的心理，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为什么要阻拦他们，强迫他们要为马来西亚奉献？”
“你这样的坚持，只会构成相对的排他。”
“马来西亚如今就有一种趋势，强迫他人成为国族的一份子。太过强调国族，最终只会形成另一头怪兽。”
台湾多元性别论述冲击
无论如何，张玉珊仍在台湾接触到她所向往的多元性别论述。
她参加同志游行，频频出席性别议题相关的座谈和研讨会，大量阅读相关书籍和论文。还有谈恋爱。
“谈恋爱很重要好吗！”
她认为，公开场合谈恋爱，也是抗争的一部份。
张玉珊在一场场活动中，摄取大量性别知识与观点，并将之内化成成长的养分。
“打个比方，T和婆。过去的我会批判，这是在复制异性恋的模式——一个扮演男性，一个扮演女性。”
“我后来接触到别的论述，解释T和婆仅仅是穿着打扮的偏好，不应把他们简化成‘复制异性恋模式’。”
“或是穿高跟鞋，我们不能将这种穿着简化成‘服膺父权审美’等等。有的性别理论流派就认为，有些女性选择穿高跟鞋，纯粹是因为喜欢这种打扮，认为自己穿高跟鞋好看，‘我是为了让自己开心，而不是取悦男性’。”
她在台湾接触到的多元性别论述，让她了解到情欲是流动的，因此也没必要局限在单一的爱情型态。
“当我们相信爱情有很多型态、面貌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能够接受一个人，在这段关系爱着甲，在下一段关系爱着乙，而两者可以是不同的性别。”
张玉珊认为，如果自己当初留在马来西亚，或许会很晚才有机会接触到多样的性别论述。
她解释，这类论述一般起源于欧美，在当地发酵后传到中港台等中文世界，经过层层传播和诠释，乃至发展出新观点后，才再传入马来西亚。 她补充，在这层层传播过程中，最初的论述也难免会遭到扭曲。
“台湾留学经验让我在运动上、理论上有许多收获。无论你认同与否，首先你就能看到类型各异且相对清晰的论述。有的论述甚至是来自学术圈子。”
“很多论述是在1980年代、90年代盛行于台湾。直到2010年我过去台湾时，这类论述仍然冲击到了我。”
她自己也在探索性别议题和理论的过程中，接触到其它议题的理论和知识，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权益意识。
语言壁垒妨碍多元流通
不过，张玉珊指出，马来西亚的性别论述事实上同样多元，只是分布在不同的语言圈子中，难以流通。
“我在回到马来西亚，参与更多社会运动的讨论后，才发现这类论述存在于各个语言圈子中。”
“本地英语圈会吸收英语世界的各类论述，并将它们带回马来西亚，其它语言圈子亦然。”
然而，她解释，由于受限于个人语言能力，以及安逸于同温层的心态，最终导致国人难以接触到其它语言圈的讨论与思考，从而缺乏论述上的交流与激荡，以进一步生产新的本土论述。
“有不少个人和群体，正尝试打破个人语言能力所带来的局限。”
“马来西亚最大问题还是窝在同温层，无论你是相对进步的圈子，还是相对保守的圈子。”
“这两个圈子就算有所接触，也只是在吵架，最终的结果还是撕裂社会，而非交流。”
她补充，如今社群媒体盛行，难免会增加各同温层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进而增加彼此撕裂的机率。
张玉珊因此呼吁马来西亚人，放平心态跨出同温层，与圈外群体多多交流并加以理解，而非一味地相互攻击。
她随后指出，即使其它地方如台湾采用单一语言，社会上论述多元，但人们仍偏向于待在自己的同温层，缺乏交流，因此马来西亚并非特例。
正视房间里的大象
硕班毕业后，张玉珊很快就回到马来西亚，在霹雳怡保一所大学教授华语，雇佣契约结束后，就到一家语言机构上班。
相较于许多旅台生面临所谓“水土不服”的状况，张玉珊很快就重新适应马来西亚的生活。
唯独在她参加反对马来西亚政府签署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A）行动，制作手举牌的那一次，碰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
“在台湾，我们会买一片塑料硬纸板，然后在上面贴上口号或标语。下次集会时，只要把原来的标语撕下，那片硬纸板又可以重复使用。这是我在那里学到的‘撇步’。”
“回到马来西亚，我也买了一片硬纸板，下一步就是贴标语。就在这个时候，我卡住了。”
“在台湾，你不用想，直接贴中文标语就是了。可是现在，我得想，‘诶，我要贴什么语言好呢？’。”
她最终在硬纸板上贴了个梗图。
“抗议落实消费税（GST）集会时，我想带着彩虹旗参加，结果面对同志群体内部的质疑声音。”
“我们在台湾，经常会亮明同志身份参加抗议集会，长期以来都不是个议题。”
“可是回到马来西亚，你会先自我设限，担心自己会模糊焦点、会被逮捕。”
“几次以后，还限什么限，谁敢限我，我就der（怼）回他。”
张玉珊指出，模糊焦点的指责，基本预设同志议题在马来西亚乃是个禁忌，正因如此，他们才不去指责其它身份别，如学生、律师、母亲模糊焦点，却对同志群体紧咬不放。
“我们同志在马来西亚就是一只‘房间里的大象’。”
“那么大的一只大象，每个人却处心积虑想要避开它。”
“我们不应该再成为‘房间里的那只大象’，我们应该走出去告诉其他人，‘嘿，我们在这里，跟你们有着相同的立场’。”
她解释，让外界看见同志群体，正是为了建立起沟通的桥梁，让同志以自身的存在，反驳右翼党团对同志群体的污蔑，并重新建构社会对同志群体的认知。
她续称，这同时也是给同志群体培力。
“我在净选盟4.0集会游行举起彩虹旗的时候，仿佛置身在同志游行里，会看到一群‘熊’，很兴奋地叫嚷着跑过来。你自行想象那个画面。”
“他或许不敢靠近，但至少让他知道，原来在马来西亚也可以这样，没有任何人会因此而惹上麻烦。”
当天晚上在独立广场扎营过夜时，伊党志工团（Unit Amal）出现要求他们把彩虹旗取下，惟在他们据理力争后，最终得以保住扬起彩虹旗的权利。
不友善环境使困境闭环
回马后，张玉珊仍然主要活跃于同志运动，并与朋友们成立了同志团体异样（Diversity），从法律角度出发，教育、培力同志群体。
她曾在媒体专访中提到，某次举办同志相关法律座谈后发现，同志群体的法律知识匮乏，因此决定成立异样，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她透露，异样面临最大挑战是无人愿意参与司法挑战，挑战部份现行法律违反宪法，钳制同志群体的权益。
“我们会向他们（寻求法律援助者）提议挑战一些法律，他们不用担心资金的问题，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律师，我们就是找不到人来发起司法挑战。”
“当你找他们一同挑战这些法律时，他们往往会选择退缩。”
“上法庭就代表你会曝光，全世界都知道你了。你可能因此失去工作，家人会感到蒙羞。”
不过，她提到，2014年跨性别者挑战森州伊斯兰法违宪一案，是值得同志群体借镜的案例。她说，尽管上诉庭的标杆裁决后来因技术问题遭联邦法院推翻，却仍足以证明同志群体发起的司法挑战并非毫无胜算，借此勉励同志勇于提出挑战不合理的法律。
张玉珊解释，同志群体害怕曝光、出柜，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对这一群体的不友善。
“社会不友善让他们对这里失望至极，对争取自身权益消极以待，一心只想着好好过活，那样就够了。”
“你越高调争取权益，我越难受。”
如此氛围，迫使张玉珊与一众伙伴不得不消耗更多心力，处理弥漫在同志群体间的失落情绪。
她提醒，社会不友善实际上把同志群体困境打造成闭环——社会不友善令同志群体失望，失望的同志群体放弃争取自身权益，缺乏改变的动能又进一步延续社会不友善的情境。
她认为，同志运动圈子在为同志群体培力、着手司法挑战的同时，也可以尝试找出同志友善的公众人物，发挥后者的影响力，公开为同志群体发声，长久以往势必能够打破目前的困局。
而张玉珊自己，尽管不曾掩饰自己的同志身份，却也同样不曾主动向家人袒露自己的性向。
她深信家人其实早已知晓此事，只是一直无法接受事实。她的父母最终是在6、7年前，看到她的某则社群媒体帖文后，主动打电话质问她的性向，她才直接向父母坦承。
“起初还是会有争执、不理解、不认同。直到现在，他们也还是没办法完全接受这件事。”
不过，她认为，同志往往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形塑自我认同，既然如此，他们也应当给予父母同样长的时间，来接受孩子的性向。
“当然，我也理解有的家庭的情况较为复杂，甚至难以沟通。那就以各自的家庭状况，自我调整沟通方式。”
“倘若情况太糟，而自己没有心力沟通，那也没关系。就算你要离开家庭，那也没关系，并非势必得取得家人的认同。”
“这很重要。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强迫双方必须相互理解，最终恐怕只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情绪勒索。”
社党甜蜜的负担
疫情期间，她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社党。
“疫情期间浮现很多劳工权益相关课题。主要缘于政府政策，全马各地都有劳工权益受损的案件——有的案件至今还未解决。我们必须花很多时间处理这些案件，例如把案件带到劳工法庭等等。”
“还有我参与的全国医院服务工工会（NUWHSAS），会员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他们身为防疫前线人员，雇主却未充分提供应有的安全措施，例如足够的手套和口罩，让他们曝露在染疫的风险。”
全国医院服务工工会约30人，于今年2月5日骑行摩哆，耗时4天跨越530公里路程前往布城向卫生部陈情，诉求保障医院清洁工的权益。
张玉珊加入社党是2018年的事。她在隔年当选中委，尔后就全职处理党务。
不过，对她而言，加入社党只是水到渠成的事。
“入党与否，其实就跟结婚一样，只是一张纸而已，没什么。”
她笑称，“就是更名正言顺，更多工作丢到你身上而已”。
张玉珊透露，自己早在求学时期，就透过社群媒体认识到社党财政苏淑桦，并借由她开始认识到这个政党。
经过一段时间对社党政策讨论的观察，以及回马后参与该党的组织工作，张玉珊更感觉到社党与其它政党不一样，从而更坚定自己对社党的支持。
“社党工作务实，且贴近基层老百姓。”
“我想，这是因为社党长期贴近草根，党员大多来自草根的缘故，党内非常重视草根的声音，也因此许多政策也是以草根利益为主。”
“这与许多主流政党，以精英为主的立场很不一样。”
她举例，自己还未加入社党前，就曾受邀出席某项课题的讨论会。讨论会期间，主持人会逐一征询所有人的意见和看法。
她表示，尽管自己当时刚参与社党活动，且提出的看法如今看来相当愚昧，却未因此受到轻视，或对其意见不屑一顾。
“社党也在党内彻底贯彻没有阶级，这个最基本的社会主义理念。”
“不管你是否年长，是医生、教授、叔叔、阿姨、拿督、拿丁、丹斯里，我们一律称呼为‘同志’。”
“无论你在党内有什么职务，没有人会因此特别尊称你。”
尽管如此，社党在马来西亚选举政治中，仍难以占据一席之地。
“尽管社党努力提出许多利于基层人民的政策，但在选举上，仍被视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党。”
“马来西亚社会仍认为，培育第三势力并非要事，如今更重要的是解决万恶的国阵及其盟党，即所谓‘大局’。”
坊间在选举期间，甚至流传一种说法，即无需投票给社党，因为他们败选后仍然会留在当地服务。
张玉珊说，“这是我们甜蜜的负担。”
“这对我们而言，无疑是个称赞和肯定，证明我们相较于其它政党，不会选后就不再服务人民，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坚守在基层人民利益的立场上。”
“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选民能够看到，这当中只有我们还坚守这样的立场，把票投给我们。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议会内，提呈有利于基层人民的政策、推动改革。”
“试想想，我们在议会外，就成功让政府推动最低薪资、失业保险金，成功阻挡政府医院私营化，如果社党能够进入议会，岂不是能够做得更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