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曾年轻过，政府应包容冒犯性抗议

观点

上周，一小撮大专生以“人民仇贪”之名，在沙巴亚庇举行了一场集会。

他们其中一个较具争议的行为是焚烧首相安华肖像。几名组织者因此被捕，并受《煽动法令》调查。

许多人很快便斥责这些抗议者不敬和公然冒犯。我也一样对此举动有所保留。

我不是反对在公共集会焚烧肖像或任何象征物。我也不认为国家应将焚烧肖像视为犯罪。

我最关心的是学生所采取的策略是否有效，而非道德或法律问题。

毫无疑问，燃烧首相肖像，足以登上新闻头条，也能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

示威中的火焰，常常承载着强烈的象征意义。但单凭这种象征性表演，真的能够铲除贪污，或改变政治体制吗？

年轻社运分子常将戏剧化的举动误认为激进主义的体现。我完全理解这点，因为我也曾走过那条路。对某些人而言，激进主义只是关乎表达。

显然，社会若要发生任何激进的变革，都必须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有时，我们太执着于激进的表现方式，以为这样能促使群众付诸行动。

我们曾以为激烈对抗是表达民愤的最佳方式。我们以为喊得越响，追随者就越多。

作为旨在代表学生声音的运动，抗议行动的领袖必须思考，如何将媒体噱头纳入他们更大的战略规划中。

在现实中，缺乏公众支持的新闻头条是空洞的。他们甚至可能疏远这场运动本想要拉拢的对象。

若学运分子真心希望建立一个有信誉、影响力及能够推动改变的运动，他们就必须培养坚韧的力量。没有捷径可走。

学运分子必须回归基础：在校园内组织、接触同龄人，并稳步提升民众的意识。

即使是反贪这种几乎没有争议的诉求，也需要超越口号，才能赢得持久的支持。

改革运动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耐心、毅力和民众信任。而信任，绝非靠花言巧语就能赢得。

权利应一视同仁

虽然我可能会批评他们的手法，但我绝对支持学生的抗议权利。即使他们的行为冒犯或有挑衅成分，我也会捍卫他们的表达自由。

民主社会本质上是喧闹的。它因辩论、争议与矛盾而蓬勃发展。

年轻人的行为非总是得体或克制。他们有时会觉得遭社会边缘化和剥夺了发言权。

他们的抗议可能鲁莽或不成熟，但一个健康的民主必须给予他们表达愤怒与不满的空间。

自信的社会不应害怕异议。

集会自由是“烈火莫熄”的基石。在公共秩序没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和平集会法令》保障人民的抗议权。

在亚庇的学生抗议运动，没人受伤、没暴动，也没有公共财产损坏。

没错，烧东西的确存在一定风险，但“风险”不等于“威胁”。无论多粗糙，象征性的行为都不构成煽动。

我们不妨设想另一个情境，即在美国大使馆前，抗议者焚烧美国总统川普的肖像。

反弹也会同样强烈吗？或许这个类比有些牵强，毕竟马来西亚人一向对外国领袖过于礼貌，不至于有那样的行为。

但当看到民众在纽约、伦敦或巴黎大的规模抗议，痛骂自己国家领袖时，我们许多人却产生共鸣，甚至振奋。

要守护民主，法律必须保障公民有权质疑和反抗他们的领袖。

若国家一味过度保护领袖免于批评或不敬，我们的政治体制就可能走向专制。

归根结底，言论自由不应只限于彬彬有礼的评论。人权不是选择性的，即便造成不方便，也必须加以捍卫。

昨日的反叛者，明日的领袖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那些推动变革的领袖，往往曾是鼓动者与异议分子。他们有些因持不同的意见，而入狱、受辱，甚至遭妖魔化。

社会运动焚烧国旗或肖像的画面屡见不鲜，辱骂掌权者更是不胜枚举。

近几个月来，我们亲睹全球年轻一代的反叛情绪高涨。

在美国和欧洲，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动荡，反对那些涉及种族灭绝和不公正战争的领袖。

面对巴勒斯坦人道危机时，很少马来西亚人会觉得这样强烈的行为不恰当。

在马来西亚，我们许多政治领袖，过去也曾是反叛者。

曾长期执政的前首相马哈迪，便因对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不敬，而遭巫统开除。

现任首相年轻时也同样叛逆不羁。他在当时的政治建制派眼中，是“屡教不改”的闹事者。

毫无疑问，推动政治改革的往往是这些喧闹、天真，以及理想主义的胆大之徒。

当年的“烈火莫熄”集会，同样充满了喧嚣的人群、挥舞拳头，以及嘲讽执政领袖。

回首过去，其中一些行为确实是虚张声势，意在展示勇气，激励人民拒绝既有的政治常规。

有些时候，纯粹是鲁莽和冲动地宣泄挫败感罢了。

抗议很少是整齐有序。它也不总是明智。作为一名参与“烈火莫熄”运动超过二十年的人，我必须承认，自己也曾有过愚蠢与天真的时候。

尽管如此，犯错的权利在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过程中至关重要。领袖是在愚蠢的错误中学习，并逐步成长。

若扼杀这种勇敢的精神，我们可能会失去一整代未来领袖。

若这情况发生在曾受不公法律迫害者，所建立的政府之下，那将是极具讽刺的悲剧。

在马来西亚历史中，这理应是首个能真正欣赏青年提出异议的政府。

那些在“烈火莫熄”中反抗与抗争的故事，不应只停留在回忆录中受歌颂，更应透过政策在现实中延续下去。

宽容是力量而非弱点

有些人呼吁与年轻社运分子对话（是想引导他们走上“正”途？）。我不确定这是否正确的反应。

我们不需要召开圆桌会议来达成“贪污是坏事”的共识。学生们已高喊，“人民仇贪”。（“谁不仇贪？”）

真正的答案不是靠辩论得来的，而是靠实际行动。政府若想真正回应，就必须下苦功整顿体制，伸张正义。

试图说服批评者“他们的语气不对”，只是在浪费时间。

公众不会受夸夸其谈迷惑。他们只会根据结果判断，而不是靠游说。

但老实说，无论付出多少努力，年轻人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

年轻人天生就会要求更多。这不是缺点，而是青春的本质。即便杂乱无章，他们的活力挑战自满，推动社会前行。

真正的改革派政府不该惧怕年轻人。它应当接纳他们的叛逆精神，即使这种精神显得鲁莽、幼稚或冒犯。

最后，我们应记得：我们都曾年轻过。

编按：本文是蔡添强在《当今大马》英文版的投书”We were all young once - govt should tolerate offensive protests“ 的全文中译，由记者谢治婷翻译。

蔡添强是前公正党副主席和前峇都国会议员。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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