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沙巴州选后，曾经有些党领导高层问我，“为什么沙巴华裔选民选票不支持（希盟）？”他追问，为什么多项改革的落实都不能够得到华裔选民的青睐，包括国会分权改革、投资与产业转型改革、提升医疗及教务人员人数、大派STR与Sara My Kasih、提升国家外交路线与区域合作深度等等。

当然我和他们短短的交谈，不足以全面回应所提及的疑问和焦虑，惟我强调这是三年来多维度与层面的焦虑，引发了华裔选民的大型出走。

这个由当前执政党问起的“为什么华裔选民不支持”的疑问，让我想起2013年全国大选后，《马来西亚前锋报》曾经在封面打出“Apa lagi Cina Mahu？”（华人还要什么？）的大标题。

没有人会说纳吉是败给失败的经济政策。相反的，当时的纳吉首开先河大派银弹的惠民政策，如一马援助金、一马商店与诊所，当时国家的经济成长率5.6%，还有推动新经济模式并设立八项关键改革措施。

我们必须回想起来，当时的纳吉究竟败给了什么，而导致2013年后的国阵“残胜”，并在接下来的两届选举节节败退，最后多名重量级领袖惨遭选民KO出局，也失守长达60年的首相职。

我在沙巴选后快速写了一篇简单的感想，“没有最强的铁票，只有最危险的自我感觉良好”，内容说明沙盘推演的推算模型误差，源于自我感觉良好的偏差判断，而最终导致误判形势饮恨沙场。那么今天我想说明，为何低估进而导致误判形势的缘由，最后也必须借镜国阵惨痛的经验，来奠定未来的政治路线。

我综合过去三年华裔选民所关注的重要现象，包括身份政治没有改善、经商环境困难以及改革进度“好像”不如期待。

华裔选民都默默支持希盟

疫情后，大家都咬紧牙关迎接新政府的成立，特别是在经历政局动荡不安的年代，稳定的合作关系大于一切。这也是为何成立政府掉入死胡同的时刻，华裔选民高喊希盟与“希希”（当时网民给予副首相扎希的称号）合作，让大家最担忧且保守的国盟失守布城。

联合政府成立初期，除了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挑战，同时还必须应付接踵而来的大小选战，包括第二年的六州选举。每个月国盟都会高喊布城政权不稳定，有着随时政权易手的风险，这让希盟支持者感到不安，而这份不安跟在六州选举成绩彰显出来。

虽然希盟与国盟在六州选举成绩下滑，但是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土著选票只是微差转移联合政府，但是希盟的华裔支持者选票依然是最强的后盾，包括国阵数个议席靠着希盟支持者的选票转移，让国阵保住颜面挣下在雪兰莪和槟城的数个议席。

换句话说，华裔选民直到2023年的六州选举，依然是希盟甚至联合政府的中坚分子，这是因为普遍上华裔选民认为这个联盟虽然不是完美的组合，但属于最符合华裔的路线与大局观念，并必须以行动捍卫之。

身份政治问题重现

州选成绩尘埃落定，国盟在全国大选取下玻璃市后，州选后依然稳守SG4，甚至登嘉楼史无前例出现零反对党的局面。联合政府则坚守三州，但却失去半壁江山且失守议席三分二优势。

国盟乘胜追击依然强攻布城，而“超级助选员”艾科玛的戏码则开始上演，三番四次在身份政治、狭义的宗教和文化议题挑战本来被期盼为多元开放政府的底线。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下，艾科玛渐渐成为狭义分子的英雄，导致社会与公众舆论偏向对立形成社会分裂。

华裔选民期待开明且中庸的马来领袖发声，以不同的声音制衡极端主义，只是在过程中执政集团选择保守的姿态，不渲染艾科玛挑起的课题，但是对立的情绪和观感已经在华裔选民心中形成隐患。

州选后的2023年年末至2024年初，全国整体氛围是非常压抑，两项课题造成国人立场对立，特别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看法分歧明显——即挺巴勒斯坦周以及真主袜风波。

首相在于人道立场力挺巴勒斯坦无可厚非。坚守他与全球穆斯林及捍卫解放巴勒斯坦运动的精神，他坚定的立场让国际社会与伊斯兰社会表示尊敬，而当时在加沙地带发生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本来全民挺巴的立场都是鲜明且必须的，惟由教育部长法丽娜宣布在校园举办挺巴周后，社会不同的诠释和看法导致裂痕的产生。任何认为该活动不应该强制进行、不应该让孩子高举武器都会被贴上标签，包括我和其他同僚们发起的联合文告，最终被部分朝野人士诠释为“反巴”，而最严重的指控则是“以色列通敌”的污蔑。

本来应以宣导普世关怀与捍卫人权为核心的挺巴精神，在毫无准备的执行下仓促展开、仓促结束，最终失去焦点。政府在这一敏感性课题上显现迟疑，既无法满足国盟或国内保守派的期待，也让当时持不同意见的一方种下日后矛盾与对立的再一次埋下伏笔。

真主袜风波为2024年掀开序幕，东主三度道歉无济于事后，艾科玛前后就控制了国内舆论风向至少三至四个星期。当然，艾科玛尝尽甜头的处女作后，在后来一浪又一浪的国旗倒挂课题、文化活动挥舞中国旗课题、官方活动供酒以及校园礼堂禁止酒精等等，全部都是来势汹汹且强势压境。

社会上肯定存在很多像艾科玛这样的领袖，以擅长的选择性情绪动员为手段，把矛头指向政府和非穆斯林群体。理性的民众不会天真地期待他会回头是岸，但更令人失望的是标榜开明、进步、多元的执政集团却选择噤声。

或许有人认为，不必给予艾科玛过多关注，特别是华裔领袖如果向艾科玛开炮则会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但是进步的穆斯林领导在过去两三年，眼巴巴让艾科玛通过引发社会撕裂和争议积累的曝光度。民众感受到，“其实执政集团与前朝并无两样”，这种认知反而助长了对狭义极端主义的容忍，而所谓的开明与多元，也被迫在现实政治压力下选择妥协。

长期积压的民众怨气，感觉“没两样”的观感正在蠢蠢欲动，而随之而来经济压力的加剧，为情绪宣泄提供了天然出口，民众释放情绪找到表达不满的契机。

经济成长数字让经商无感

确实，首相在招商引资的魄力实属难得，而巩固区域经济合作并发挥小国的优势，让国家重新回到国际舞台是国人感到欣慰的事情。国行的操作让金融体系继续稳固，马币回升也让市场恢复信心。然而这种宏观上的稳定与回升，尚未能全面转化为民众和经商者，日常生活与经商环境中的实际体感。

内在的日常经济政策不明朗，特别是反复不定的电子发票和销售与服务税（SST）政策引发混乱，导致本就面对全球供应链重构与地缘政治竞争局势，占据国内产业97%的中小型企业，直接面对最大的冲击。

国家成长数字无法为生意萎缩和成本上升带来实体的改变，而产业长期处在产业链中下阶段，同时面对外来政策不稳定，虽然转型实属最迫切的目标，但是跟不上节奏的产业最终把压力投射在政府的政策。

联邦与州政府拥有企业与合作社部门，但是这个部门的权力更多在于扶持微小型企业，无法全面协助贡献约50%国家就业机会、贡献40%GDP的重要产业。尽管各部门都有不同数以亿计的融资计划、数码化转型、税务补贴等等，但是企业与政府长期的鸿沟，无法下情上达且政府的政策，也无法有效的落实在企业上。

内忧外患的窘境，经商者只在乎维持不在于扩张的布局，高成本环境、税务成本上升与利润压缩、外在经济局势不稳定、外劳政策不明朗化等的叠加，本来希盟的M40群体支持率出现明显滑落，甚至埋怨的声浪逐渐扩大。

当身份政治感受“与前朝没有分别”，同时企业又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刻，决定集体出走的最后一根稻草判断，就是检视希盟倡议重大的改革议程。也就是说希盟当初列明重中之重的承诺，究竟有没有清晰的时间表落实改革。

改革进度“好像”不如期待

我必须认可首相安华在过去致力落实的数项制度型改革议程，特别是在国会改革的部分力度加大。国会独立性与财政纪律，政府放手一一落实，其中被视为进步的《国会服务法令》实现了国会摆脱橡皮章和应声虫的形象；另外《财政责任法令》也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与透明度，并落实精准式补贴制度，以确保财务管理的持续性；致力提升公务员素质所定下《公共行政效率承诺法令》，并大刀阔斧改革公务员退休金制度，都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成就。

确实，上述重大法案并推介数项卓新的政策做法，虽然部分引起争议，但是最大的败笔在于宣传机制失灵。当前政府对于媒体和言论自由保持开放态度，但是却总是沦为保守的防守状态。

通讯部推介Biar Betul试图回应假新闻的现象，在资讯爆发时代，政府却没有建立更全面且有铺排式的沟通机制。不管是官媒和社区通讯局Jkom的角色，都不是民众首选资讯的来源，更不用说分享、订阅、点赞。

偶尔湿水炮仗部长和联盟成员发表夸大其词的言论，又或者没有铺排式的单方宣布政策，他们的说法与基层现实脱节的戏码不时都在上演。这些还不包括季节性体制内的小拿破仑作风所引发的争议，最后这些指标都掩盖了落实的成就，容易让民众有失望的共鸣。

另外，备受争议但继续受到首相器重的反贪局主席阿占巴基，也是首相肃贪与改革尺度的关键公共形象。我们必须谨记，希盟竞选宣言中强调，反贪会主席人选必须通过跨党派的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审查，而非通过延长式不断更新合约职位。

过去二十年首相肃贪的形象，在沙巴探矿丑闻让他的名望滑落，该案子更揭露首相前政治秘书也被卷入其中，调查案子的独立性与政治意愿备受质疑。

执政党通病

综合各方层层叠叠的焦虑与疑惑，民众面对切身经济利益、到最后的改革尺度、宣传机制失灵与公关灾难，这些都是导致华裔集体出走的关键要素。

或许这个是执政集团的通病，把太多的时间处理官僚甚至完全相信官僚，却在瞻前顾后的情况下，错失很多可以让人民信服的机会，而成为大家都最不喜欢的执政党。

希盟更应该关注落实自身的关键指标，特别是政治联盟的竞选宣言，包括资讯自由法令、政治献金法令、独中统考地位以及备受关注的独立警察投诉与行为不检委员会法令。执政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落实当初的承诺，对于支持希盟的华裔选民来说，对岸烧起的25%华裔支持率的野火也大概是最后的警告。

作者陈家兴是公正党务边国会议员。本文经同意转载，标题和小题为本刊所加，内文经轻微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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