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就算别人不懂，陈嘉庚先生可是知之甚深。1945年10月陈嘉庚先生出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社团欢迎大会上就点明了这个浅显不过的道理：

“世上有三种话，即漂亮话，敷衍话，老实话。漂亮话我未有学习，敷衍话难免使到会诸君失望，老实话恐有一部分人不喜听。我前年回国慰劳考察，与此次回国观光，无论在国内外讲话，均凭见闻事实与良心而言，……惟诸君诚意惠临，不能以漂亮敷衍之话报答，幸祈原谅。”

辞职是记者最后的自由

话虽如此，处在精神分裂的社会，我们喜爱的，当然不外乎漂亮话和敷衍话。广播信息的媒体，因此难免长期面对讲真话的巨大压力。《南洋商报》前总编辑朱自存先生在《纵观华报50年》（1994）已经明确的说出这一点:

“……新闻工作者不能违反老板的政治立场，不能违反老板的商业利益；当有关立场与利益和新闻自由发生冲突时，新闻工作者最后的自由是：递上一封辞职信！”

朱前辈这里所说的“递上一封辞职信”，其实已是古时候的应对之道。迈入21世纪，单从一个马来西亚2009年的那张新闻自由成绩单，我们就能从“过去12个月8次重大侵犯新闻自由”的作品，看到国家领导忧国忧民的无限创意。

修理媒体不外预防或停播

是的，修理媒体的方法，不只一种。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RTM）总监伊布拉欣雅耶成功向世界诸国示范，只是比较直接坦率的方式：停播。但是，停播的好处是直接干脆，一切不必多说，马上看到成绩。

当然，预防，一般来说，还是胜于停播的选项。同理，提前干预和审查相关节目，远比突然在高潮之前喊停来得高明。坏处在于，事情一旦曝光，往往不利主谋的当事人。因此，拟定报章的出版指南，就显得举足轻重了。

骚扰之后还可以停职调职

万一，所有的措施都来不及；剩下的那个方法或许就是不停的骚扰，不然就是要求编辑和记者排队解释；当然，没收也是一道良策。要是这一些还是行不通，还有两门独家的法宝：一是停职处分，二是调职处理，没有什么大不了。

有关这点，我们所见，不只一次。举例言之，2001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社之后，同年11月3日刊出黄永安专访后，《南洋商报》在1994年首开大马华文报先河推出的评论周刊《南洋论坛》，从此成为历史的绝响。

打压钳制不过旧事recycle

不唯如此，2002年3月，严守职场规范，表现可圈可点的《中国报》总编辑潘友来先生突然调任《南洋》报业集团董事。《中国报》编采部跟着全面改组。自是月起，《南洋商报》代总洪松坚一身兼任《中国报》总编辑，写下历史空前盛况的一页。

没错，2009年本邦媒体那一匹布长，羞于开口的遭遇，不过是recycle十年前的陈年故事。义无反顾的黄义忠与周泽南先后当今揭竿而起，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新闻自由日后这样的一刻，既见一个马来西亚媒体的如此际遇，我们不得不格外思念马华公会前前总会长黄家定也不得不缅怀2008年5月3日他提出那一番高调：如今架设网站皆不需准证，“所以為什么在大马需要印刷准证”呢？

还不明白的人，请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