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办报的理想与初衷——《观察家》

对于《观察家》备受“长辈”刁难一事，仅此借用尘封多时的“总编辑”之名，时隔两载春秋再撰一篇“社论”。这回不代表《观察家》言论，也不在《观察家》见报，而是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及《观察家》出身的我，必须对于当时办报的理想与初衷，毫无保留地表达我捍卫的立场。

这篇“社论”的每字每句皆发自内心，绝不抄袭，绝不剽窃，希望大家也成为新院生追逐新闻理想的守望者，一起看守《观察家》这片寸土，助莘莘学子留住理想。

我国新闻界长期受到媒体拥有权集中化所逼，全国发行的大报占有极大资源，以致小规模经营的小区报在市场角力下难以生存，小区要闻往往都在这种困境被忽略。以加影作为中心的小区报《观察家》，是新院媒体研究系学生实验报纸，由学生包揽编采、发行、推广、募资各流程作业，属于二年级必修课“报章出版实务”的实务成果。

或许对于一般人而言，它只是一份功课，值3个学分，这类说法一点也没错；然而，对于新闻界满怀憧憬的学生而言，《观察家》可是在大专生涯难得施展抱负的机会，结合理论与实践，亲身体验办报跑新闻的平台，它是一份使命，抵得过两个学年的课堂所学。

那时候身处在编采过程的学习路上，面对着种种不同的挑战，经常受到那些看不起小报与学生的政商官僚诸多为难。相对于业界主流媒体，《观察家》始终缺乏资源与人脉，找线和采访工作难上加难，但同学们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从不以小报为由自我矮化，在执行任务时仍是与各大媒体的前辈同是站在最前线，于实战中学习。

应更有追逐理想空间

学生办报是最为浪漫不过的事，新闻史上不缺贯彻进步思想、批判时政弊端的学生办报例子，甚至进一步放眼《新青年》、《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等文人办报时代的标杆性媒体，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追寻新闻理想的典范。无奈，惨遭“权”与“钱”各造势力腐蚀的媒体生态，也许足以让我们踏入社会后，渐渐把这些曾经的理想淡忘。

既然是学生办报，又何须强加那套主流媒体的框架和标准局限《观察家》的潜能呢？虽说《观察家》的实务训练是为了让学生提早踏出社会与业界接轨，但学生与《观察家》之间毕竟没有受限于工作饭碗、政商关系等等考虑因素，学生独立于所谓“现实社会”这一结构的束缚之外，因此办起报来反而寻求突破国家与媒体环境的限制，知其不可而为之，比任何人更有追逐理想的空间，笔触下尽显媒体研究系的批判思维。

新闻自由是媒体研究系师生共同关注的议题，每年系学会都针对不同的媒体乱象，主办世界新闻自由日系列活动，在小区推广新闻自由的意识。犹记2010年刚接手《观察家》不久，我国媒体人黄义忠、周泽南先后揭露政府与电视台高层干预编采自主权，引起公民社会强烈抗议。以媒体研究系及《观察家》为主的新院生随即挺身而出，从联署声明到走上街头，旗帜鲜明地反对政治干预，捍卫新闻自由。

削弱学生舆论乃肇因

没想到两年后的今天，竟然是《观察家》的新闻自由亮起红灯，董事部与院方意图为新院的出版刊物，包括《观察家》制定一套“规范”，这与媒体研究系对于新闻自由的追求背道而驰。身兼《观察家》发行人的叶新田也拒签出版准证的更新表格，让《观察家》感到为难。这回轮到新院在籍的学弟妹们联署抗议，质疑董总主席叶新田以《观察家》就法轮功游行的一篇报导借题发挥，企图透过“规范”干预《观察家》的编采自主权，削弱学生的舆论力量才是真正的动机，皆因《观察家》过去曾有不少被董总和院方视为不利于自己的报导。

《观察家》虽为新纪元学院旗下的出版刊物，但它亦是加影的小区报，作为媒体理应超越一切个人与组织利益，并以公共利益至上。况且我毕业多年，仍然不忘新纪元学院“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办学理念，《观察家》更要以广大社会为本，隐蔽院内负面新闻岂不是等同于欺瞒各位造就新院的公众人士？

“自由”与“放任”是两码子的事，以台湾的媒体乱象为例，当中的症结乃放任的市场与商业利益所致，各大媒体为了发行量、收视率等等乱了阵脚，而非新闻自由本身惹祸，大家不能如此武断地否定新闻自由的价值。

“规范”将扼杀可能性

当然，我们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多少的自由伴随着多少的义务，享受自由的同时，学生也必须有所负责和承担。《观察家》作为媒体自然有自己的守门人系统，执行新闻自律的功能，透过师生的交流，还有编采人员互相监督的机制，乃至虚心接受作为读者的民众、学生所给予的建议与批评，必然可以更有效发挥新闻自由的意义，也让学生学习如何负责与承担，以自律善用自由，跑出更多好新闻。由上而下的“规范”根本就无济于事，毫无建设，反而埋没了《观察家》无限的可能性。

新的学期才开始不久，可想而知，刚接手《观察家》的学弟妹突然要应对今日的难题确实不易。无论如何，我希望大家借着这个机会，重新认识《观察家》，反思其定位与路线，打造承先启后，属于你们这届的《观察家》。我相信，历届的学长姐们会为大家加油打气，只因我们都曾在新纪元学院B栋2楼的新闻中心奋斗，那里有我们的理想，有我们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