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食的力量

【时政】绿色政改

11月，反莱纳斯人士“百里苦行反公害”，以苦行300公里、耗费14天途径15个小镇的方式，以脚步来告诉全国乃至于全世界，马来西亚人民拥抱环境正义，拒绝莱纳斯稀土厂，拒绝砂拉越巴兰水坝。

参与人数从最初承诺的20人，在接下来十多天，经过媒体追踪报道，以及网络的传播之下，参与人数呈直线增长。从文冬出发的那个早上，竟然有超过500人相随。

途中的故事也层出不穷：出家人、农夫、巫裔青年毅然加入苦行队伍、路上留驻的餐馆被当权者骚扰、热心医师提供针灸与医疗、绿色盛会主席黄德决定不到国会而会师独立广场、大雨中队伍继续在路旁撑着走等场面与经验，委实如连续剧般精彩万分，也成功捕捉大众的眼球。结果，到抵达独立广场那一天，竟然有高达2万人夹道相迎。

苦行唤醒良知

拙文 《苦行的力量》 提到，印度圣雄甘地以苦行的力量，成功震慑群众，不仅唤醒大家的良知，也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参与方式，让群众能够通过步行，抚平内心因不公义而产生的激动、愤慨与伤感。笔者在行走的时候，不止感受到路上群众的力量，也深深体会甘地当年非暴力运动哲学的过人之处。

除了苦行，许多服膺非暴力运动哲学的社运人士，也常会通过另外一个方式来进行抗议或非暴力式的抵抗——绝食。甘地似乎是第一个通过绝食来进行正式政治抗议的人。他曾多次绝食以支持罢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抗议印度独立之后的宗教仇恨。

1947年8月，印度刚独立满半个月。可是，举国并没有欢腾在独立的氛围之下。独立不久，旁遮普省的12个县爆发暴乱，后来延烧到加尔各答。印度教的极端分子在加尔各答贫民窟展开一系列的袭击，宗教的仇恨之火点燃后，纵火、杀人与抢劫事件难以遏制。

为了使局面平静下来，甘地决定在该年9月1日开始绝食，直到动乱结束，否则将不停止。当时甘地已经78岁，绝食的决定对他以及其他人而言都是一场冒险。果不其然，绝食开始后甘地的体力很快衰竭，几小时后就出现心律不整现象。

居民开始担心，许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领袖纷纷前来海达利公馆，请求甘地停止绝食。

绝食第3天，甘地的健康恶化。民众开始悔恨交加且焦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开始一起在暴行肆虐的贫民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与平静。过去数星期的恐怖与惊慌，被友善与正面的浪潮所掩盖。中午时分，27名市区的极端分子来到海达利寓所门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当晚，全城恢复平静。

1947年9月4日晚，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汁，宣告结束73小时的绝食斗争。

劳工党绝食运动

我国也曾经发生过轰轰烈烈的绝食运动。50至60年代，联盟政府逮捕并扣留了多名工运、人民党与劳工党的领袖，其中大部分被安置在华都牙也扣留营。

1967年5月24日，以陈凯希与毛潭今为首的“B座难友”致函人劳两党总秘书，要求关注营内问题。两天后，B座43名扣留者在全体形式上表决之后，宣布即时发起526绝食斗争，并正式提出 17项斗争要求 。同时参加绝食者，也包括囚居在A座的人、劳两党党员。

10多天后，时为内政部长的敦依斯迈突然辞职，其职位由副首相敦拉萨兼任。他与家委会代表会谈时，答应了政治扣留者的部份要求，并同意考虑进一步改善营内条件。

当42名扣留者宣布结束绝食斗争时，已经是6月9日。这项在扣留营内发起的绝食，竟然成功辛苦支撑了16天！

非暴力斗争精神

因此，当“反公害青年联盟”因为莱纳斯等环境公害挺身而出，发起“跨年绝食100个小时”的运动时，心里想起的是，虽然事件与人物都发生在不同的时代，相辉映出的，是同样的非暴力斗争精神。

甘地提出的唯一斗争武器就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而他认为，这是强者的武器。

这些年轻人都是强者，因为他们在别的同辈大多在享受火鸡大餐时，他们选择忍受饥饿；当舒适的购物商场满布努力血拼的人潮时，他们为了维护环境正义而留宿独立广场。

他们是强者，因为他们选择揭穿霸权的谎言，坚持自己所相信的，并且身体力行，以绝食的非暴力方式，让自己竭力活在真实中！

在人民起义，新政治场域正在形成的关键时候，领导权的行使必定软硬兼施，好让一个马来西亚的甜美口号，不会与水炮车与暴力形成不协调的讯息。

或者说，如果是在马哈迪时代的独立广场，今天的这群年轻人，早已经被“和谐”掉，而不是只“悄悄地”肃立一张告示牌那么单纯。

身为在政权更替当儿的公民，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软性的调控，都只是把群众从“积极参与者”转化为“消极旁观者”的策略。在这个紧要关头，具有主体意识以及负责任的公民，更加应该挺身而出，号召群众，积极捍卫数十年来累积的民主化成果。

当年上一辈在扣留营内的绝食运动，绝对是反暴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绝食，直到此刻还在进行中。此时的你，选择包容谎言、甚至成为谎言的一部分、去让商场迷幻的圣诞树装饰制伏良心，还是让自己竭力活在真实中？

李健聪，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长居关丹的政治工作者，也是“绿色盛会2.0”宣传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