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阻拦最低薪金制？

【时政】灿烂行路

每次听到游子每日经过柔佛长堤、穿越马新国界辛劳工作的故事，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张“资本主义如何在全球运作”的鲜明画面。

资本国际化削减国家主权

资本主义夹带着全球化的潮流，经常带来两种相斥矛盾的画面。

第一种是媒体、政府和企业不断吹捧的“自由流动、开放、发展”的正面形象，迎接而来的是与资本相关的跨国企业、专业移民和技术开发的引入。国家政府开放欢迎这些元素穿越国界，甚至会调整国家内部的劳动与投资的法律规制，来配合全球化趋势的步伐。

国家为什么需要外资？在跨国分工体系中，边陲国家需要配合核心及半边陲国家扩张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需求，接纳资本国际化的趋势，而对这些国家开放廉价劳动力，以及设立去除管制的投资市场和园地。在资本国际化和代理核心国家的世界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多重力量下，边陲国家为了与世界接轨，必须接受资本国际化的发展逻辑，即使需要扭曲国内资源分配，包括调整市场游戏规则与投资国接轨，以及破坏原先的农村经济模式转为新兴工业发展。这些过程意味着国家主权相对减弱，边界变得松动。

“自由贸易区”就是全球资本如何穿越国界的实例，这个特殊地区通常可享有免税配套，加上其他优惠配套，投资者可直接和国家谈判，去除管制与实施弹性生产。在国家年度经济报告书上，经常可以阅读到的一笔资料，就是XXXX年经济放缓或大量外劳和劳工被解雇，原因之一是外资受到以欧美为主的全球经济趋势影响，所以关厂、撤资、萎缩。

1980、90年代马哈迪上任期间的代表作，就是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多次修改劳资法令打压劳工组织和运动，使劳工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变得不容易与资方集体谈判。当时，他所使用的政治修辞，其中之一就是“向东学习”和“亚洲价值观”。为了策略性吸引韩日外资，他部分转借日本、韩国的劳动价值和文化，来合理化剥削本地劳工权益的威权民主治理方式，要我们学习如何成为在工业化经济模式下称职乖顺的亚洲劳工。

这套政治修辞强调我们要学习勤勉准时工作、效忠组织，却对像日本相关的配套制度，如保障劳工权益的终生聘约制度设计避而不谈，而被Jomo K.S批评为是一种“零成本”的政策。这类讨论Jomo和Edmund Terence Gomez等人的早期著作，有很多相关的讨论。

谁掌握流动的权力

那另一种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冲突画面是什么？国家一方面对资本、技术和专业移民弹性开放、松动国家边界，让这些元素能够迅速自由来回穿越，却同时对低阶、无技术外籍劳工严厉紧缩国家边界。

不过，上述的说法似乎与我们一般形容“大量廉价劳工的入洪水猛兽般涌入或穿透国界”的印象相斥。即使发展中的边陲国家需要仰赖大量廉价劳工，但国家主权在面对不同群体时却展现不同的态度。

国家将从事3D（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艰难difficult）工作的低阶外来劳动者，即定位为“可抛弃式”的劳动商品，要求比本国人还要严禁的健康检查、限制居留期限和产业领域。

在马来西亚的脉络里，由于政府一向给人印象执法不严，加上马来西亚特定区域的边境与邻国相连而变得容易渗透，所以质疑国家主权紧缩的说法。不过，政府企图严厉管控外籍劳工所制定的相关法令或论述，其实赋予相关的执法人员及产业甚至在地人，在灰色地带中掌握更多的权力，而让合法或无证件的外劳处于更脆弱的地位。例如定期大规模的遣返和漂白活动，对外劳甚至雇主其实有更多的主宰空间。

所以，谁掌握了流动的权力，哪些特定权力能够自由流动，在全球化的谱曲里，从来就不是一首同步和谐的曲子。

不同移民的阶级差别待遇

专业移民和无技术外籍劳工最明显的差别待遇之一，可以在移民局的网站上找到。专业移民想要到移民局申请相关工作证件的明细表中，其中一项是问你是否有意携家带眷，以及要不要顺便申请家庭帮佣。这背后就透露出我们对于专业移民流动的想象，以及欢迎接纳他们进入国度的程度。

合法外籍女佣要穿越马来西亚边境前，必须先接受一系列的健康检查，其中一项是把“怀孕”当作是可怕的疾病，必须经过严禁检验。然后，她必须进入陌生家庭中长期居住工作，公私密空间高度重叠，而且并不受劳工法令保障，原因是家务劳动的工作范围和界线太难界定。

对于这样的差别待遇的合理与不合理，众说纷纭，各可以有各的道理。想当然尔的正当理由，不外乎就是人口素质管控与阶级优越顺序。国家能不能允许外来人口与本国境内的家庭成员团聚、甚至结婚生子，挑起的是“谁可以成为我们”的公民身份神经线。

人口过多、素质低落这样的说辞成为最重要的防守线，与其相冲的争辩就是，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多元文化这些普世的价值是一视同仁还是有界线的？这样的难题不是马来西亚独有的，但我们从其他国家的政策辩论来参照讨论本土的情况却不多。

否认劳工再生产需要和价值

另一个衍生出来且值得深入讨论的议题是：生产与再生产。生产指的是劳工投入劳动、让生产资料经过处理后能产出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过程。而再生产则是指劳工在经历生产活动以后，如何保存、延续、恢复、更新和发展原来的劳动力，继续投入生产活动。

简单地说，完整的劳动力必须包括劳工每日能够上班提供体力和精神投入劳动生产，使企业组织的生产过程得以顺利运作，同时还包括劳工下班以后个人和家庭能够休息（睡觉、养病）、作生活消费（基本的衣食住行），好让劳工能够恢复体力或劳动力，明天能够继续回公司投入生产活动。长远来说，再生产还包括劳工拥有给自己和家人教育和再学习教育（自学、上课、培训）的资源和机会。

我们在看待劳工作为有尊严的全人时，经常忽略的就是“再生产”的部分。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是，家庭主妇从事的家务劳动，如洗衣服、打扫家里、载送孩子上学补习、准备晚餐，是协助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但是家务劳动能不能计算入国内生产总值？家庭主妇算不算是被国家肯认的正式职业？

另一个最常见的情况是，一般女性在结婚、怀孕以后，她的劳动价值和条件都会莫名地遭到贬值和厌恶。为了维持公司日常的运作，老板和主管们都会害怕会生小孩的人。但是，会生病、会生小孩本来就是人类生命循环的一部分。

不愿看见劳动以外的身体

另外，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 讨论 ，把大量外劳出现穿梭在本地的公共场合消费、休闲、娱乐视为是令人充满郁闷担忧的现象，即使是用很暧昧隐晦的立场在书写。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甚至会语带不满地说，假日的公共巴士都被外劳占满，黑人也可以买车买屋。甚至看过一篇 报道 孟加拉外劳在操场公开宰牛的新闻，内文全是本地人的意见，外加一张记者在树荫后偷窥外劳的照片。

这些论述经常夹杂着种族肤色和阶级偏见复制，不纯然是来自经济的被剥夺感，还包括了文化歧视。至于要如何慢慢逐一拆解对别人的偏见，包括检视自己如何划界自己，这需要花费一番功夫，重新捡拾应有的同理心。不过，这同时也透露出我们经常之强调劳动力的生产，而忽略了再生产这个面向。

我们认为在假日或公共场合看见外劳像我们一样休息、消费、娱乐，是一件“碍眼”的事，因为我们只接受外劳只有一种身体——劳动的身体，而抹煞了她/他也有文化的、甚至是情欲的身体。这其实也说明了外劳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为何低劣的原因，薪资只付给劳动生产的部分，而剔除了外劳在本地再生产的可能。

虽然，很多老板都会诉苦说，聘请外劳并不便宜，还要包吃住。在马来西亚的情境，聘请外劳经常需要受到两国政府朝夕令改的政策影响，加上中介代理作为跨国产业链，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而使聘请外劳的成本增加。换言之，雇主付出的这些成本并没有直接付给外劳，而是从事外劳产业的各种代理人。不过，这种外劳产业的特性事实上就是党国资本操作外劳作为临时劳动储备军最常见的手段。

再生产空间区隔使劳工廉价

我们给外劳计算的工资与从事低阶工作的本地劳工（本劳）一样，怎么算都尽量不把再生产的成本计算进来。这也直接揭开了为何为本劳制定和实施最低薪金制那么重要却异常困难。最

低薪金制缺席，加上各种琳琅满目的劳动类型，像外包制、临时契约、兼职、短期工、散工，让许多低阶本劳陷入两难的恶劣环境。再恶劣卑微的薪资和劳动条件，劳工还是得暂时拉下脸接受，至少家里的基本开销可以缓解，但是长期来说，这样的薪资其实没办法让劳工在正常的生活素质底下，每日恢复好自己的身子和状态长期工作，更别说照顾好家庭、培育自己。

那些游子为何要每日在柔佛长堤上穿越马新国界、来回奔波上班与住家？或者在新加坡的将组屋间隔成很多个小小的火柴盒，每天下班后洗澡还要排队到深夜、共住在狭隘的空间里。大家在新加坡劳动市场赚取相对比新加坡本劳低廉的薪资，若要让这份跨国工作价有所得，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尽量不要或减少在那里消费、住宿，透过货币兑换的汇率值在马来西亚买房、买车、养家，享有相对稳定的生活素质。

这样的工资计算其实把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在空间上区隔，只计算这些廉价外劳的经济性价值，而不把他们的社会性价值计算在内。这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如何不断持续累积廉价劳工的主要戏码，也透露了为何我们会觉得外劳怎么可能会有闲情闲钱在公开场合休闲娱乐消费是一件突兀的事。在这里赚，不能在这里花。不可能，也不应该。

最低薪金制定的争议是企业认为这将增加固定成本而无法生存，它同时也在挑战社会的认知，一、工资其实应该包含什么的根本问题；二、基本工资福利是否有公民身份的界线。

如何跟小头家讨论基薪金制

当然，这个问题更复杂的争议在于，要如何说服这些小头家、中小型企业老板敞开心怀讨论最低薪金制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创业和经营过程中，或多或少也经历过白手起家时自我剥削和异化的过程，而连带地认为“不辛苦掂得到世间财”是劳动原理，而难以放开讨论最低薪金制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在研究马来西亚外籍劳工的劳动处境时，最困难也最关键的问题。

你要如何跟每天长时间工作的麻辣板面档的老板说，我们需要保障外籍劳工的权益，当他和他家庭的生活，也层层受到这个国家管理资源不当的怨愤？你要如何跟中小型企业老板说，我们要给外籍劳工最低薪资的保障，当他在申请外籍劳工证件时，需要特别聘请跑腿，并额外再付层层不在公开名单的附加费用。

曾经碰过这样的例子。执法人员午夜破门闯入私宅，逮捕无证件外劳、扣留在拘留所，然后向外开出一系列的价目表。这些摊位的老板们会聚集一起商量讨论如何“保释”他们出来，有时各摊位的老板和外劳也会想办法帮忙凑钱赎他们出来。这些老板未必是本性恶毒计较的人，而是制度到底鼓励或诱使我们做哪种人。

最低薪金制的实施对象不应该只是拥有本国公民身份的本地劳工而已，这个制度的最终目的是要保障各阶层的劳工，连带包括如何与企业和社会适当发展的共存。我们常说的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性别、甚至不分国籍的公平原则，应该也要在这里适用。本劳和外劳不是先天性的对立，也不是资源分配稀少需要有先后顺序的问题。

基薪金制不能去除外劳

一起改善本劳和外劳的劳动处境，享用相同的劳动权益，才是真正确立我们对人的基本尊重，同时也是根本的改善工作环境。只要外劳还是可以特别处理，用更低劣的条件去交换他们的劳动力，这个差别待遇的最低薪金制本身就会诱发更多的人去剥削外劳，本劳同样还是不能找到平等的代价。大家一起向下沉轮。

曾经，某个午夜，在茶餐室外头听到一个喝醉的本地印度人差点和一个在嘛嘛档煮食的缅甸外劳打起架来。大家冲出去拉住两人劝架时，只听到喝醉的本地印度人大声地对着大家嚷着“I am Malaysian!  I am Malaysian!”。我的心揪着，很久很久。

制度对特定种族和阶级系统性的忽视，让他在深夜里对冲着这个来“抢工作”的外来人时，“我是马来西亚人”是他想要争求平等对待的最后一张护身符。制度设计的偏颇和忽略，就是可以那么深远地扭曲着底层人或平民日常生活。大家都错把怨恨放在最直接方便脆弱的对象上。

有问题的不是外劳，而是制度设计本身诱使人们倾向于聘请廉价的、劳动条件宽松的外劳，虽然怪罪外劳是最简便清楚直接明了的政治修辞。

当政府提出最低薪金制时，我们往往需要检视的是，它有没有同时提出相关的配套。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政府管理资源不当，而必须承受很多额外的成本，例如昂贵的教育成本、不连贯的交通系统、去哪家医院都怕被骗的财团医疗制、准备计划落实的消费税等，这些都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者不顾社会的再生产成本，而让人们都不能轻易地成为人之所以为人，人要成为完人、有尊严的人。

政府如果并未提出缓冲和提升各产业的机制，同时拒绝重新检视社会再生产的价值和重要，最低薪金制的落实等于要中小型企业单方面飞蛾扑火，还有那没有议价筹码的低阶本劳和外劳。

张溦紟，一度以为口语传播是毕生的志业，后来辗转在传播研究和社会学中，发现书写是另一种论述的力量，目前在众意媒体（GentaMedia.com）工作，游走在理论与实践间，痛苦并快乐着地实验另类媒体的各种可能样貌，作为参与社会的自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