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当今大马》特邀台湾新闻工作者林怡廷，写下她对这次抗争的亲身经历和观察，让读者能一窥其中的脉动。全文分三篇刊登，本文是第二部分， 点击阅读： 台北之春（上） 。

四、千百种真实

我和一位记者朋友赶到现场时，行政院前的广场已经涌入上千人。人们带着手套推岛拒马，踏着铺上棉被的拒马进到行政院――这是个巧妙的策略，拒马因此没了杀伤力。

我们和人群奔跑，各家媒体穿梭其中。回荡在夜空的是救护车的鸣笛，警方的哨音，临时组成的纠察喊叫开道。随后有5000人透过脸书迅速传播从各处赶来声援，“人越多越能保护学生！”现场民众在我耳边大叫。

台北的夜沸腾。青春洋溢的年轻人，打破一楼的窗户进入中央办公大楼，再沿着预备好的长梯攀爬上二楼，并且利落的将准备好的物资传递进去。有人冲进电机房、政务委员的办公室、贵宾接待室，也不忘拍照，在脸书打卡。他们从阳台放下标语布条“退回服贸、捍卫民主”，宣告占领行政院，庆祝短命的胜利――因为稍后的午夜行政院长江宜桦下令，5000名从全国调来的警力必须在凌晨6点的曙光前完成清场。

晚上9点，我进到行政院中央大楼时，大约有60个学生中庭的楼梯前坚持不退，身后是满满的警察。7小时之后的清场尾声，镇暴警察强势净空场内媒体，将手勾手喊口号的他们狠狠痛打。

这场十分争议的清场行动，警察以盾牌、警棍和高压水炮，暴力驱离手无寸铁的群众，150多人受伤。24日凌晨5点我在混乱的尾声，强力水柱形成的瀑布下看到一个到现场找孩子的妇人，摸着后脑勺慌张经过，指缝流出暗红色的血。

隔日网络上大量传出头破血流、警察打人的照片，国际媒体大幅报导，Time杂志以“台北战役”形容：324清场令人联想起1946年的二二八族群冲突，舆论从质疑学运变调转变成谴责政府的国家暴力。24日一早，议场学生宣布联合罢课一周，全台共有50大学系所响应，隔日总统府表示愿意和学生会面，但最后在双方诸多意见分歧下破局。

事实上，占领行政院的运动在最初，马江政府乃至主流媒体定调都是负面的，为何情势转向对学生有利？

“这是一场讯息流的战争，”3月26日我到东吴大学参加一场主题是“法国68学运”的公民不服从系列座谈，现场挤满了300多人，主讲人中研院台史所的副研究员吴叡人回答我的疑惑，“国民党思维是控制主流电子媒体就等于控制舆论，但新世代使用社群媒体传播的速度，让马政府远远落后。”他说。

人们喜欢将318占领行动和68学运对比，他们同样有激越、浪漫、想象力的革命气息。但法国68学运的教训是，从一开始民众的高度支持，到最后因为暴力事件导致舆论转向而溃败，当时我疑惑，这场占领运动最终是否会让反智的台湾主流媒体影响舆论，而决定成败？

“在当代舆论必须要重新定义，”吴叡人自谦非媒体专家，但他还是指出时代性的关键差异。3月23日晚上具有高度争议的占领行政院行动，在社群媒体的延烧下，扭转了主流媒体第一时间的负面定调，而导致不同结果。“一个广场有千百种真实。”作为台湾政治史的研究者，一个历史的学徒，吴叡人嘴角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当代史学早已在历史再现的方法上，做出了后现代、去中心化的反省，而随着科技技术的成熟，更加速中心的解构。

和80年代，不相信主流媒体的人们只能仰赖党外媒体的报导不同，学生进入议场后，马上用iPad等简易设备直接架设直播系统，许多科技人才都加入技术支持。学生也建立起自己的编采团队，透过脸书传播，自己掌握话语权。

真实的复杂和歧异性，也已非当权者能单方面控制，每个人用自己的手机拍照、录像，上传网络，透过分享机制如病毒般迅速传播。现在人们不会相信行政院长江宜桦“警方以拍肩、柔性劝导的方式驱离”的说法，因为网络早已流传医生被打到倒地抽慉、民众头破血流的影片。即便这些影片在上传不久后纷纷消失，然而在“被消失”前，广场上的千百种真实已在网络世界被转载了上千上万遍。

而面对运动的延续，还有另一种历史宿命论式的解释。我和前同事在立法院附近的茶坊和罗小朋碰面时，这位中国经济学者刚进议场转了一圈。

他认为国家暴力的大错，抵销了躁进学生的小错，现在看来所有的失误和擦枪走火，都恰恰反应出大环境是准备好了，才会容许、甚至意外调节了学生犯错，“这才是历史深刻之处。”罗小朋兴奋的说，这场学运和阿拉伯之春不同在于，318占领国会是属于后民主国家对代议制度失灵的反应，具备“当国家权力失控时，人民有正当性拿回授权”的高度意涵。

318学运前2周，《经济学人》才以封面做了“民主怎么了？”专题，除了重新梳理民主制度的发展，反省其诸多问题，文章中还分析近年对民主价值造成威胁的三大主因：2008年金融风暴、中国崛起，以及2011年失败的埃及革命。2周后，台湾学生的行动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反省同步，但中国因素反倒成了催化纠错的动能。

五、黑潮

3月25日，马总统抛出愿意和学生会面的讯息后，运动在第二周进入政治攻防的节奏。

政治攻防已经不是表达诉求，号召群众，它必须计算、诱敌和适度利用媒体。因此，总统和学生的会面安排，也在之后充满爆料、流言、密会的传言下破局，3月27日林飞帆、陈为廷召开记者会，号召全民30日穿黑衣上凯道。

3月30日下午四点，穿着黑衣的人群涌入总统府周边街道，瘫痪了台大医院捷运站。立法院外舞台的主持人宣布现场已有50万人时，我穿越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步行到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看到一片开阔的黑潮。

学生们唱起独立乐团创作的学运之歌〈岛屿天光〉。绑上黄布条的男孩、马尾上别着太阳花的女孩从我身旁经过。那些上街抗议的年轻人，还是维持着干净体面，他们的面容不再像80年代的群众压抑悲苦，已经长成了属于小清新世代的漂亮。

如果说台湾群众运动史上，唯一可和这场50万黑潮相提并论的，是2006年倒扁的红衫军。他们同样是在台湾民选总统的第二任期之末发生，红衫军是针对家族贪腐丑闻缠身的陈水扁个人，而这次的黑潮则是台湾社会对民主体制及中国因素，一次爆炸性的回应。

这也显示出台湾和过去已经不同的处境。第一次政党轮替的8年，台湾人在内政的泥沼中无可自拔；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已是内外交迫的状态。

人们当然很容易将“太阳花”学运联想到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1990年3月16，有多名跨校学生静坐在中正纪念堂（现自由广场），要求总统李登辉兑现“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的四大诉求。这是当时国民政府迁台以来规模最大的学生抗议，一度高达6000多人参与。6天后，李登辉接见了学生答应诉求，随后召开国是会议，来年废除戒严时期的《动员戡乱条例》，并结束“万年国民代表大会”，逐渐淘洗国民政府迁台的政治影响力，为台湾民主化的体制改革路线展开序篇。

野百合学运遭遇的是分裂的国民党：李登辉利用学运和党内保守派斗争，完成一场社会本有强大欲求的政治改革，运动在短短6天就落幕。但太阳花面对的问题结构更为复杂，除了已失灵的代议制度、外部中国崛起的阴影，再加上全世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反省外，又遭逢内部对中国利益一致、团结的国民党。

更重要的结构问题是，经过7次修宪，权力已然失衡的宪政体制：台湾畸形的双首长制让总统权独大和难以监督，是日本学者若林正丈所谓台湾民主宪政的“魔物”，也暴露出宪政改革的急迫性。

晚上八点黑潮平和散去，我问这次运动的决策要角、法律学者黄国昌，利用这个运动提出宪政改革的可能？立法院外凉风徐徐，黄国昌的脸色红润，50万黑潮让他内心澎湃，“正是诉求单纯，运动生命才能延续到现在。我们当然期待第二波政治改革，但现在的困难是，连服贸协议马政府都不让步，更何况是难度更高的修宪。”

他吸了一口烟，斩钉截铁的告诉我，“我们已经确认了先立法后审查的核心原则，马英九没答应这个诉求前，没有任何退场机制。”

六、辩证

但50万人没有动摇满意度只剩9%的总统意志，330潮过后，总统府依旧没有正面回应是否召开学生提出的“公民宪政会议”，却自行找了企业代表召开“经贸国是会议”。

一个报社记者跟我抱怨，“马一直顾左右而言他，重点根本不在经济。”运动进入第三周，大家都疲累不堪，尤其是日夜守在议场的媒体。但马江政府和学生的攻防，却意外延长了运动生命，让议题战线更为扩大，“马英九的顽冥不灵，大概就是他对台湾民主的最大贡献。”他无奈的自我安慰。

我在林森北路麦当劳前的空地，看到一群原住民青年自发举办的论坛。一位在原民台工作的女孩告诉我，服务贸易协议一通过，那些跨海峡财团第一个就来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圈地发展观光。她的疑虑并非空穴来风，东海岸近年一直有原住民传统海域的抗争，因为地方政府不断将海岸BOT给饭店业者。而花东的饭店业也早有传言，有的大型度假中心表面经营者还是台湾人，却早已被中资购入。

靠近济南路，流动厕所旁的“贱民解放区”则是左派的领地，合唱国际歌总让他们情绪高涨不已。他们想要跳脱主场定调“反黑箱”的逻辑和“反中”的情绪，试图说服更多民众相信：凡资本都会造成剥削，所有新自由主义思维下的自由贸易都必须反对。

“台派总觉得建国就可以解决一切，但阶级问题不是建国就能解决的，”22岁的左派青年，台大社会系学生郭冠均说。他将议场二楼的学生集合起来，自我命名为“奴工”――这个阶级意味很重的名字，反应出他的关怀。“这场运动的主轴不应该只是反中，而应该反对自由贸易之下的资本剥削。”他反对服贸协议让台商去中国剥削劳工的不久后，全球最大运动鞋代工厂、台湾“宝成集团”旗下的东莞裕元鞋厂，因为社保纠纷引发3万的罢工潮。

走在路上，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个个或大或小的讨论圈。有老师带学生来讲课，也有学校助教引导现场民众做议题思辩。4月6日的公民宪政草根论坛上，场外坐满了500位群众，共同讨论“公民宪政会议”的参与边界和执行方式。

历史彷佛错置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立法院对面的青岛东路3号，也就是现在的“喜来登饭店”，曾是恶名昭彰的“军法处看守所”。许多抵抗蒋介石政权的政治犯在此被关押、等候宣判，最后送入绿岛监狱监禁，或马场町刑场处决。但在这场长达24天的运动，青岛东路意外成了民主嘉年华的基地。民主课堂、审议式民主、各式草根论坛…许多抽象的民主理念，在此进行一场天马行空的实验。

而庶民更有自己讨论的管道，出租车司机尤有高见。我在一次深夜回家的出租车上，听到司机用无线电和同伴发表高见：“服贸签了，以后我们就只能去大陆看病。”我不确定这个说法的根据在哪，但政府长期的信息的不透明对等，或是对政府的彻底不信任，让绘声绘影的流言在民间流窜。

“这场运动让我们学到的功课时，未来我们会多和民众沟通，”我在330黑潮后拜访陆委会时，副主委吴红美温和而亲切的说：“坊间有太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但换个角度想，过去我们办的公听会都没有人，现在全民都关心和讨论。”吴红美的态度和政府定调一致――他们肯定学生关心国政，也对诸多误解感到委屈，并乐于有各种机会澄清。

吴红美想强调，陆委会在9个月前完成的是一次对台湾有利的谈判，但“台湾开放64项，中国开放80项”的说法显然无法打动台湾人民。人们的疑虑甚至不是服贸谈得不够好，而是谈得太好，这成了绕不出去的死结。

我决定跳脱僵持不下的岛内角度，寻找客观第三者的仲裁。我一位在马来西亚主持对冲基金的英国朋友，用丰富的商业经验提醒我，逐利是企业的本质，中国企业为什么要来台湾这个小市场？台湾要小心以中国市场滋养出的大资本，用低价破坏原有市场秩序。在林森北路的居酒屋里，他轻啜一口清酒，“北京为什么要让利？这当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关键还是政治的中国因素。”

政治学者吴介民提出的“中国因素”，在2年前反旺中并购壹传媒的“反媒体垄断运动”被引用时，还颇具争议，让一个外国人指出却毫不费力。但英国人也理解同文同种又辽阔的中国市场，对台湾资本家是多么巨大的诱惑。

而这也是台湾最大的难题，当北京的政治企图夹带在“利伯维尔场”的商业面目进来，台湾要怎么回应？如何指认才是正当防卫，而不是民粹及恐中？

政治加上经济一起考虑的复杂，得不到简单答案，但政治选择上，这次台湾社会向国际发出震耳欲聋的答案：“反中国并吞”，却是简单又清晰。这个混杂着自卑、压抑、恐惧、愤怒的复杂情绪，在1994年北京以飞弹干涉台湾总统大选后，再一次对台湾社会力做出强烈的召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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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014年3月18日晚上9点，台湾跨校学生组织“黑色岛国青年”，带领200名群众及非政府组织成功占领立法院。这场占领国会的激进行动，主要是针对前一天国民党立委以30秒宣读通过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这个协议，是2010年马政府与北京签定的ECFA架构中的其中一项，被认为对占比国内生产总值（GDP）七成的台湾服务业具有冲击性的影响。学生提出四大诉求：退回黑箱服贸，先立法制定两岸监督条例，后逐条审查，以及召开公民宪政会议。

这场318学运又名太阳花学运，一直到4月10日学生主动退场，总共持续了24天，期间发生了占领行政院事件，也成功号召了50万黑潮上街，最终依旧没有动摇马政府，但学运结束一个月，台湾社会及两岸议程都还余波荡漾，执政者对社会运动的态度更加紧缩，台湾进入后318时代。

一场学生偶然成功的抗命行动，如何发展成为期24天，从200人到50万人参与的公民运动？318学运写下台湾民主运动史上一页，除了历史际遇的偶然与必然外，它和24年前的野百合学运，及6年前的野草莓学运又有什么互为关系？

事实上，这场运动除了反应出台湾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外，也对民主化30年未能解决的难题做了总反省，更折射出台湾公民社会的多元样态，以及他们将如何面对一个山雨欲来的时代。

作者林怡廷，曾任香港媒体《阳光时务周刊》、《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台北特派记者，目前任职于台湾媒体。深度报导〈兰屿：核废之岛〉获2013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环境报导奖，及第17届香港人权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