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当今大马》特邀台湾新闻工作者林怡廷，写下她对这次抗争的亲身经历和观察，让读者能一窥其中的脉动。全文分三篇刊登，本文是第二部分，点击阅读： 台北之春（上） 、 台北之春（中） 。

七、召唤

4月1日愚人节，我走出善导寺站时，视线被整片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淹没。民族情感的召唤，在认同分歧的台湾，对立的两边会同时动员出来。

绰号白狼，有黑道背景的中华统一促进党主席张安乐，带了600名群众来到立法院前，要求学生离开议场。他们隔着警察，和另一群拿绿白十字台湾国国旗的群众对峙，一边说对方是“暴民”，另一边则反讥是“黑道”。

这一场黑道与暴民的对峙，双方嘘声不断，用的都是民主的修辞。白狼的群众高喊：“反对公民垄断”、“反对黑箱决策”、“我们也是公民，我们也要参与公民宪政会议”，另一方用嘘声响应，唯独当喊出“解散国会”时，全场一致欢呼。

但最令白狼感到挫败的是台湾人难以回头的认同，“你们不配当中国人！”他愤怒的对着台下喊着，回报他的是一片掌声。我看到中华爱国同心会的车子在人群穿梭，上面写着“钓鱼台是我们的”，一个老伯大喊“台独枪毙！”

他们的焦虑其来有自。立法院靠近中山南路的那侧，插满着“台湾独立万岁”的旗子，那里是传统独派组织“公都盟”长期抗争之处，将近2000天的时间，他们驻守在立法院外要求“释放阿扁”。和著有《台湾人四百年史》，96岁的台独精神领袖史明一样，这些诉求太过老派，却从没放弃的台派唐吉轲德，在这次运动中，因为和学生领袖的互动，大大提升了能见度。

但台湾年轻人与生俱来的台湾意识，已无须像史明这辈，必须从中国认同挣脱或重新建构。陈为廷不只说过一次“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种自然、内化的台湾认同，让统一的主张者更为焦虑，也让一些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担心，群众对政治、族群、认同的情绪，会掩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激情的语言，有将运动带往右翼法西斯化的危险。

但一位日本记者告诉我，和安倍在日本民间掀起的反中情绪相比，台湾的反应更像是保护自己生活方式的“宪政民族主义”，“学生的反服贸主张与其说是反中，更接近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反而左派色彩比较重。”他缓慢的用中文表达。

4月5日，沉默多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到议场探视学生，并且发表声明，承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审查通过前，不召开服贸协议朝野协商，等同答应“先立法再审查”。一如他姿态柔软的政治风格，这份声明谨慎而模糊，消解了两边进对不得的僵局，给了学生退场的理由。

4月7日傍晚，学生召开记者会宣布4月10日退场，陈为廷强调，运动没有结束，退场是为了转进扎根，遍地开花。我注意到他身后的议事台上摆了一张手绘的郑南榕肖像，上面写着：“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事了”。

1989年的4月7日，郑南榕为了争取百分百言论自由，在党外杂志社的办公室自焚。这位台湾民主运动史上重要的异议份子，被当时主流社会认定是精神病患者，却在25年后意外成了新世代的精神象征：这个壮烈的忌日，郑南榕的故事和他的名言“我是郑南榕，我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是小国小民，但是好国好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台湾民主史用这种方式再现，或许是统派始料未及。马执政6年来，他们想尽办法修改高中历史教科书课纲，“拨乱反正”台湾人的认同，这个两种历史诠释权的抢夺，在近日造成社会纷扰，却也遭遇不少反弹。而陈为廷的脸书上，连续2年在这天写着“我是陈为廷，我支持台湾独立”向郑南榕致敬的动态，被近6万人按赞，转贴了近5000次。

八、民主的艰难

退场前两天，我和一位娴熟立院生态的国会助理碰面，我想知道作为一个民进党籍的政治工作者，如何看待这阵子民进党的角色：这24天，民进党除了党籍立委轮流在议场门口排班守护学生之外，几乎被彻底边缘化。一个才创党27年，曾引领台湾走向民主化的最大在野党，已和百年国民党一般衰老。

学运期间，我感到他平日冷静世故的眼神又有了火光，好像一个疲惫的政治工作者找到继续燃烧的理由，但那天见面光又暗淡下来，“立法院下周开始又要空转了，只能打架。”他无奈摇摇头。

绿营一直有种说法：严格来说台湾从没有真正政党轮替过。即便2000年后民进党执政8年，但国会议席不曾过半，许多改革法案受到多数在野的国民党无尽杯葛而难以推动。直到今日，民进党在不可能突破的表决困局，只能用杯葛议事的方式拖延。睡议场、占领主席台、议事程序的攻防，或是备受“密室”批评的朝野协商，换来的是不文明的形象，以及社会冷嘲热讽这些抗争徒具形式。

324占领行政院当晚，民进党的三大巨头蔡英文、苏贞昌、谢长廷到现场时，我身边一个女生大喊“民进党不要再做秀了！”这个吊诡的在野党困境，令很多人对民进党失望，批判比对国民党严厉。而社会的双重标准，也给了民进党犬儒的借口。

这位朋友承认民进党的表现并不及格，好像除了帮忙守门，其他毫无建树，“譬如我们有没有人去松动王金平旗下的立委？“民进党在政治的操作上不够努力，衔接不起抗争所撑起的社会力，再加上去年10月2次失败的倒阁，预先消耗了社会动能。“虽然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最怕就是一个最大反对党竟然只有苦劳，”他说。

人们对于政治部门的极度不信任，使得社会力与政治严重断裂。这几年，即便社运组织动辄号召几万人上街，也无法透过可信任和有效的政治代理人，在体制内落实立法改革。这个问题最近在台湾开始被注意，宣布退场那天晚上林飞帆便告诉我，他今年注定完成不了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民进党与社运关系”。

这个“反对党困境”并非台湾独有。今年1月英国金融时报在〈民主在亚洲不能失败〉的文章分析，许多推动民主的反对派，无法建立行之有效的政府，让社会弥漫对政治的幻灭情绪。当人们不再对“选票可以带来好政府和社会公正”的观点保持信心，甚至更加犬儒和虚无，也助长非民主国家的沾沾自喜，那绝对是民主的危机。

当满溢的社会力指向对政府的愤怒，连占领国会如此高强度的抗争都动摇不了，不过半的在野党也难有作为，政治已无法解决问题，让许多人感到绝望。此时台湾的政党政治走到了难以为继的瓶颈，将如何继续？

占领国会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发烧，台湾民主体制发炎许久，却被长期忽略，这次服贸协议的争议是引子，把过去的问题一把火烧出来，苛责发烧现象破坏身体机能无济于事，必须找出根源对症下药，而我的民进党朋友说，“王金平这记退烧帖，可能只是让台湾暂时退烧？”

九、酒神与阿波罗

4月9日下午，退场前夕的空气温暖而干爽，为了隔日光荣退场，学生忙着打扫，警察忙着搜证，之前五百多小时的占领痕迹，就像倒带被一一还原。

但被卷入历史的人生不能还原，行动发言人施懿伦说他打算休学时，轰隆隆的吸尘器声，让我几乎听不清楚这个人生决定。这场他所谓“占领台湾四大报24天头版很不可思议”的高强度运动，已经彻底打乱了他的生命，经历了这个奇异旅程，他无法停止思考如何与马政府博弈，和公民社会该怎样阻止跨海峡政商集团，短时间很难回去哲学系的课业上。

只是这种参与感只属于少数人。退场前的最后一夜，我在天台上遇到长发女孩珊迪，她和自称是二楼奴工的同伴们，用国际歌迎接贱民解放区的游行，那是一场带着离别伤感的狂欢。

珊迪是台南长荣管理学院的学生，也是二楼学生组成的典型――和一楼多属于台政大等国立大学学生不同，他们多来自中南部的科技大学或管理学院。她第3天就从台南北上，进到议场二楼帮忙看守，但一个礼拜后她就感到茫然，“政府不回应，我们在这里日复一日，睡觉、聊天、吃便当、守门之外也不知道能做甚么。”

22岁，台大社会系的郭冠均是这群奴工的命名者，他在占领第一晚就进来，后来刻意选择到二楼，在边陲观察运动，“可惜我没有进去决策中心搅和，”他说。

我问他要搅和甚么？“运动的方向啊，论述不只有反黑箱和反中，重点是反对所有自由贸易和新自由主义，”他说。但运动最多数支持者是反黑箱，再者台湾真的可以完全拒绝自由贸易和区域经济整合吗？“我也还没想清楚，”他说着抓抓长发，工运前辈似乎也没有传授给他合乎现实的答案。

和一楼媒体众目睽睽之下的高压不同，二楼的气氛轻松又写意，结束前的不眠夜，我在半夜3点采访到郭冠均时，他的同伴帮忙卷了几根烟，他也喝了口啤酒。我们坐在二楼那些立委密室协商的会议室外，一位一楼物资组的同学在里面和同伴吵架，一会儿他们搂着对方出来，露出满意的笑容。“偶像牌一打出来，运动就定型了，重点是决策小组有没有和人民在一起，有没有给人民力量？”郭冠均一直用“人民”两个字，我想起一位北京媒体人的抗拒――来自于文革时，一切以人民之名的暴力。

郭冠均运用工运前辈的组织方法，将议场二楼40位左右的学生集合起来，每天晚上固定开会，做议题的思考和讨论，将这些学生从异化状态逐渐解放出来的，甚至已经脱离反服贸的论述，自成一格。

这城堡有两个世界，运动第3周前来考察的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赖特（Erik Olin Wright）便告诉我：“你们正在进行一场实验，实验出台湾社会未来的想象，你能做的就是睁大眼睛，去经验和感受议场里发生的一切。”2011年，美国威斯康星州长大砍公务员福利预算，并强行让议会通关，引发威斯康辛大学生占领议会17天的行动，Erik是许多运动者的老师。

我问起他著名的理论真实的乌托邦（Real Utopia），在这个城堡里阶级、中心及边缘依旧存在，真的有乌托邦吗？我问。“Real 和Utopia是两个概念。”埃里克回答我。而这个城堡就如埃里克所说，它是真实，也是乌托邦。

真实是奴工女孩珊迪跟我说，“一楼是伟大的中央，二楼是无政府主义野生动物园。”而乌托邦是他们带着手鼓、直笛，像60年代反战的嘻皮，拥抱、亲吻与赤脚舞蹈。

或许正是全民参与的本质，让这场运动注定无法满足所有的人。有人痛斥运动太激进，有人批判太保守。一楼的井然有序，获得中产阶级的赞扬，但对许多运动者来说，这种有纪律的乖宝宝运动，意味着一场既不完全也不深刻的解放，他们相信彻底的自由，拒绝任何规训。

最进步和社会可接受，永远都是运动者两难的拿捏，而这场运动究竟该反服贸？反黑箱？反自贸？反中？所有想法也在这个立法院内外的临时剧场里，展开热烈辩论。

这场运动边界太大，时间太长，组成太复杂，你甚至无法从一个碎片推敲全部，那会像盲人摸象。任何的分析者，无视百花齐放的异质性，想从小处断章取义，企图指认运动的全貌都是徒劳无功。

4月10日预定退场的下午4点，二楼奴工不愿跟一楼学生光荣退场，提早从天台离开，他们拥抱、流泪和歌唱。他们故意设下原本已畅通的路障，而且拒绝打扫干净，算是对中产阶级的规训价值观，最后的小小抵抗。

二楼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些摄影记者穿梭在散落了烟蒂、酒瓶、垃圾的房间里猎奇。我在天台的窗口遇到几个嘻哈少年，鸭舌帽斜戴在头上，脖子上是粗大的金项链。他们聊天的地上摆着印有裸女照片的槟榔盒和几包香烟，我笨拙的问他们是不是学生，“妳看我们像吗？”他们笑了露出红色的牙齿。

嘻哈少年们在318占领隔日就来到了立法院，负责在外头巡逻，吓阻来闹事的小混混。为了确保退场的安全，他们终于在运动终了进到这个城堡――曾远远守护的遥不可及的核心。下午五点半一到，一楼学生正在发表历史性的退场宣言时，我看到一个嘻哈少年跑到记者席拿着iphone录像，议场一楼已被神奇的复原，一切整洁有序。

24天前的夜晚，我进到这个殿堂，迎面而来的是吉他与歌声，墙上有涂鸦，一些嬉皮般的少男少女像花朵，用烟与啤酒在议场野餐――没有甚么比对假道学放荡、解构你所授权的权力更具解放感。而24天来，秩序已经完全建构起来，并且顺畅的运转。

和首夜被攻坚的紧逼及混乱不同，退场时学生有余裕设计一个表演意味十足的仪式，他们将议事槌和一本《官场现形记》放在主席台上，在不止息的快门声中揭下“人民议会”四个大字。

我站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看着退场的高潮，林飞帆和陈为廷被媒体簇拥出来，闪光灯将他们的脸照得像正午刺目的光。嘻哈少年们从我身后一一跃下楼梯，拍拍警察肩膀轻声的说，“场子交给你们了，”然后一转眼消失于人群之中。

议场大门继续涌出学生，每人手拿一朵太阳花，接受场外热烈的欢呼与鼓掌。

十、我走不下去了　我会走下去

学生从立法院退场已经一个月，但台湾回不去前318的日子，而进入后318的时代，这个春天偶有暴雨，包含水车的雨。

台北城处处可见的拒马还没有卸下，对马政府的反对者来说，权力没有让步，愤怒无处宣泄，伴随着前民进党主席林义雄为停建核四的禁食，各种身体本能式的起义：散步、路过、快闪、冲撞，零星的冲突不断，但也让渴望回复秩序的中产阶级越来越不耐。

4月27日3万名声援林义雄的反核民众，占领台北车站前的忠孝西路瘫痪交通，当晚3000名警力再次以水车及棍棒驱离现场群众。自从324行政院清场后，彷佛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当权者更加紧缩，监控媒体、干预新闻自由、便衣随时扣押学生、预防性羁押…社会更加不安，而议题瞬息万变，服贸的讨论，两岸人民监督条例都已经不在视野。

运动结束后几天我问一位学生，未来组新政团直接进入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他回答我，“现在介入政治，可能太天真了。”一个曾经大胆、天真，富有想象力的运动，在离开了超现实的国会剧场，也像日常一样合理了起来。

无论如何，3月19日台湾人一觉起来，面对的是一连24天的民主假期。这是个酒神与阿波罗同时庆祝的特殊时刻，人们除了一如既常的工作与恋爱，还忙着争辩和思考，并在脸书上拼命按赞及互删好友。

此刻的台湾，从停滞许久的闷局，进入了流动的历史时刻，整个社会是否有机会从破坏的残骸中，再次辩证法治和人权、民主和自由的关系，调整出更具在地性和当代性的民主光谱？同样属于战后婴儿潮世代的资深媒体人，王建壮说现在的“台湾每天都像革命前夕”，而詹伟雄则写下“这何尝不是一场新生，可以安心老去”。

历史永远都有光与阴影的解读待我们验证，唯一确定的是，最终台湾人都将记得，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有些崩毁需要建立，更多新事物尚待指名，也有人准备安心老去。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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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之春（中）

注：

2014年3月18日晚上9点，台湾跨校学生组织“黑色岛国青年”，带领200名群众及非政府组织成功占领立法院。这场占领国会的激进行动，主要是针对前一天国民党立委以30秒宣读通过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这个协议，是2010年马政府与北京签定的ECFA架构中的其中一项，被认为对占比国内生产总值（GDP）七成的台湾服务业具有冲击性的影响。学生提出四大诉求：退回黑箱服贸，先立法制定两岸监督条例，后逐条审查，以及召开公民宪政会议。

这场318学运又名太阳花学运，一直到4月10日学生主动退场，总共持续了24天，期间发生了占领行政院事件，也成功号召了50万黑潮上街，最终依旧没有动摇马政府，但学运结束一个月，台湾社会及两岸议程都还余波荡漾，执政者对社会运动的态度更加紧缩，台湾进入后318时代。

一场学生偶然成功的抗命行动，如何发展成为期24天，从200人到50万人参与的公民运动？318学运写下台湾民主运动史上一页，除了历史际遇的偶然与必然外，它和24年前的野百合学运，及6年前的野草莓学运又有什么互为关系？

事实上，这场运动除了反应出台湾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外，也对民主化30年未能解决的难题做了总反省，更折射出台湾公民社会的多元样态，以及他们将如何面对一个山雨欲来的时代。

本文作者林怡廷，曾任香港媒体《阳光时务周刊》、《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台北特派记者，目前任职于台湾媒体。深度报导〈兰屿：核废之岛〉获2013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环境报导奖，及第17届香港人权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