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identity）会随着情景而转换的，在大部分较同质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论域（discourse）中，身份认同较常与地区、性别一起谈；但在文化相对多元的国家，身份认同政治似乎就跟种族、宗教与文明脱不了关系。

马来西亚华裔（Chinese Malaysian）就是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有趣的研究对象。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外在的表征如衣着、语言是许多人区分我与他者的主要方式，所以，拒绝在衣着、语言上被“同化”。

可是，一旦跨出国门，相对于外国的他者，或谙中文或不谙中文，马来西亚华裔就出现有趣的反应。

对外国族展演，对内族群认同

在国内以华裔自居者，去到国外通常会以马来西亚籍介绍自己。就连许多留学海外的马来西亚籍学生若出席国际周活动，要穿上所谓的传统服饰时，往往会选择马来传统服饰，而非旗袍、中山装。其中，又尤以身在中港台的情况特为明显。

马来服饰在面对跟自身一样同文、同种（？）的中文群众时，变成一种贩卖异国情调或注解本身与他者差异的展演，这种选择变成国族身份的认同。

相似情况也发生在其他社群身上，我的台湾朋友发现，印尼穆斯林朋友在印尼时并不那么在意是否戴头巾，但到台湾工作时，面对占多数的非穆斯林，有些人会下意识的坚持戴上头巾区分我与他者。

回看马来西亚国内，除非官方需要，在国外展演国族认同的服饰通常不会有登场的机会，因为没有必要展演国族身份。同时也因为，服饰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语言。1990年，差点变天成功的46精神党，就是栽在拜林替东姑拉沙里戴上的那一顶貌似带有十字架的卡达山传统帽子。

因此，许多政治工作者在出席活动时，也必须顾虑衣着与活动场合的搭配。例如说，尽管baju kurung是国服，但普遍被视为穆斯林女性的衣着，包括部分马来穆斯林也视该衣着为该群体的象征，所以当非穆斯林女性穿上baju kurung时，往往立即面对的问题会是“bila nak masuk Islam?”

可以想见，女性政治人物赶场出席活动往往要比男性政治人物多了一重挑战，即衣服的选择。有些选择一晚一套到底，有些则选择到油站换装。面对什么群众穿哪一种衣服以让人感觉亲近，容易被选民接纳，成为政治人物（尤其是女性）的重要功课。

衣服无法决定收入

女性从政者面对的衣着挑战，在已故林碧颜的回忆录中同样有所叙述，当她接受委任，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位女性外交使节，代表马来西亚以大使身份出使联合国，开始她的外交生涯，她面对的第一个诘问竟然是，她将穿什么衣服代表马来西亚出席官方场合，她最后选择当时已经被定位为国服的baju kurung。

事情也有例外，传统上被视为不突出女性身体曲线的baju kurung不被非穆斯林群体广泛接受，至于剪裁漂亮而且也近似于娘惹装的baju kebaya就相对受落。某些华团妇女组订做制服，甚至会刻意选择baju kebaya，同时，这套制服是她们大场合才登场的服饰。

我们当然可以质疑，为何在巫统操作的文化同化政策底下，只有baju kurung被定位为国服，其他族群的服饰却不能代表马来西亚？问题是，在马来西亚当下的环境中，拒绝或接受穿什么衣服，与许多人不分肤色所面对的经济困境丝毫没有相关。

换言之，巫统操作的身份认同政治，根本不应该是我们目前去积极回应的政治议题。如果穿什么衣服是个人身份认同的表征，那为何我们就不能让这个选择回到个人自由层面？非得掉进巫统的种族政治框架？

身份认同政治的危险

当面对中港台阅听众，强调本身的多元（文化背景、语言运用等）；面对国内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群众，就必须强调自身的文化。我们无须否定身份认同的确存在，但却不应该以身份认同来操作政治。

在巫统／国阵操作的身份认同政治里，大家以相对于他者的差异来定义本身的不同与存在，甚至以此来划分界限，是以大众失去客观看待课题的机会。

例如说，因为伊斯兰教视猪肉为不洁之物，不吃；在种族、宗教政治底下，猪肉竟然就成为非穆斯林华裔对比他者，确保自身存在感的重要条件。

猪只屠宰场的问题可能牵涉卫生、环境，但只要一提到搬迁猪只屠宰场，就是动摇华裔“祖本”，变成身份认同政治问题，马华公会似乎只要能够继续捍卫猪只在马来西亚的存在，就能够向华裔交代，尽管这个政党在国家主要政策领域，已经失去话语权都不重要。

当这种粗糙地以外在表征操作的身份认同政治，盖过政治领袖应该解决的经济与平等机会问题，政治人物得以逃脱政策责任，只要能够鼓动身份认同情绪，就可以换取选票，而这正是民联政治人物应该超越的政治。

黄书琪，新闻系与政治系出身，曾任媒体工作者，第13届大选中选为柔佛州士乃州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