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审思明辨

叶添兴（Yap Thiam Hien，读音为“Yap Thiam Heen”）是印尼有名的人权律师和社运人士，他生性正直，曾多次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和打官司，并成立名为“印尼法律援助机构基金会”（Yayasan Lembaga Bantuan Hukum Indonesia，简称YLBHI）的民间组织，专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

叶添兴也曾因政治因素而两度遭苏哈多政权扣留，但他在重获自由后依然勇于维护社会正义，从不因政治压力而作出妥协，因而深受各界人士的敬重。

叶添兴在1913年出生于亚齐省首府班达亚齐（Banda Aceh）一个显赫的土生华人家庭，为第5代华裔印尼人。其父系曾曾祖父为广东梅县客家人，于1844年从中国移居印尼。他定居于邦卡岛一个名为流石（Baturusa）的乡村，并与当地一名土著女子共结连理。两夫妇育有3男1女，其中最小的儿子叶亚新（译音）（Yap A Sin）为叶添兴的曾祖父，他长大后迁至亚齐哥打拉夜（Kutaraja，今日之班达亚齐），并跟当地一名华人甲必丹的女儿结合，之后还担任负责处理华人事务的副官（Lieutenant）一职。此外，叶亚新也承包鸦片的专卖，并拥有一个椰子种植园，从这些行业中赚了很多钱，叶家因而成为哥打拉夜其中一个势力庞大的华裔家族。

叶添兴的父亲叶新荣（译音）（Yap Sin Eng）是一名相当洋化的华人，他曾在荷文学校受教育，平日常穿西装，也学会拉小提琴。他在大约18或19岁时跟一名土生华人富商的女儿结婚，并育有3男2女，叶添兴为长子，但最小的女儿和儿子却在年幼时不幸病逝。

不谙华语但认同华人性

叶添兴的父母亲平日是以印尼语跟孩子沟通，也不曾教导孩子任何华族语言，因此，叶添兴和其弟妹并不谙华族语言。然而，他们仍然认同自己是华人。叶添兴后来甚至在苏哈多政权对华人实施强制同化政策后坚决保留自己的华人姓名，拒绝取印尼名字。

由于荷兰殖民政府在1898年取消鸦片承包权，再加上经济不景气，叶家于1910年代末期就开始家道中落。当时年幼的叶添兴就发现父亲在农历新年时所给的红包钱逐年减少。更不幸的是，叶添兴的母亲在他9岁时不幸病逝。丧妻的叶新荣之后不曾续弦，他带着3个孩子投靠较富裕的亲戚。

就像荷殖民时期许多土生华人家长一样，叶添兴的父母把他送到荷文学校就读。在求学时期，叶添兴饱受荷籍老师和同学的歧视。不少同学因为叶添兴的肤色与他们不同而经常取笑和戏弄他。此外，叶添兴虽然在数学和历史这两门科目表现出色，经常得满分，但他的荷文科却一直只得低分。也许他的荷文老师认为非荷籍学生的荷文程度一定比较差，不配得到高分。这种不愉快的经历深深影响叶添兴的心灵和思想，使他一生痛恨霸权和无理压制，并在成年后不断为受压迫的弱势群体仗义执言，伸张正义。

叶添兴初中毕业后就前往位于爪哇岛的日惹（Yogyakarta）念高中。他也有机会在日惹的学校学习荷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在日惹，叶添兴寄居一个欧亚裔家庭，屋主为具有德国和印尼土著血统的何尔曼卓普（Hermann Jopp）以及其爱尔兰裔太太聂勒欧布来恩（Nell O’Brien）。两夫妇均为虔诚的基督新教徒，也深具爱心，非常照顾叶添兴，并向他传讲基督教信息。叶添兴于是在1938年成为基督徒。

在高中毕业后，叶添兴赴雅加达念殖民政府为华裔印尼人而设的师训学院。之后，他曾在数所学校执教，但后来发现自己对法律学感兴趣，因此报读雅加达法学院，不料在念到一半时因日本侵略印尼而不得不停学，并在遗产局工作。

开始维护人权律师生涯

在二战结束后，叶添兴前往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续读法律，并在一年后毕业，返印当律师，开始了维护法治和人权的生涯。

叶添兴于1954年联同一群土生华人精英成立印尼国籍协商会（Badan Permusyawaratan Kewarganegaraan Indonesia，简称Baperki），一个专为华裔印尼人争取平权的组织，主席为著名左派政治人物萧玉灿（Siauw Giok Tjhan，读音为“Siauw Giok Chan”），而叶添兴则担任副主席。

萧玉灿曾在1947-1948年期间（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印尼的国务部长。印尼国籍协商会虽然也公开让非华人加入，但其成员始终以华人占大多数。因此，该组织可说是印尼50和60年代主要的华人组织。

萧玉灿和印尼国籍协商会其他领袖认为华裔印尼人应该融入印尼社会，但却无需放弃本身的文化认同，因此反对同化论。印尼国籍协商会也创办了为数不少的中小学和大学，公开让华人和非华人子弟就读。这些学府的教学媒介语为印尼文。

然而，印尼国籍协商会在萧玉灿的领导下日渐变得左倾和亲共。萧玉灿认为若要彻底解决华裔印尼人的地位问题，唯有通过在印尼打造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度，因此全力支持当时日渐左倾的苏卡诺总统（见图）。萧玉灿相信在一个无阶级社会里，人人平等，也不再存有剥削阶级，因此若印尼奉行社会主义，华人最终将自然全面融入印尼社会。

不认同社会主义能解决

身为印尼国籍协商会副主席的叶添兴却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无异于共产主义，而超过9成的印尼公民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他们大都无法接受共产主义。因此，叶添兴认为通过提倡社会主义来解决华人地位问题即不实际也不恰当，反而可能会引起国内非亲共人士的反弹。

叶添兴认为许多印尼土著之所以一直都对华人存有敌意和偏见，全拜荷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以及印尼独立后某些歧视华人的政策所赐。他相信唯有通过个人的“心灵净化”，华人地位问题才得以获得解决，而要达到“心灵净化”（pembersihan hati），印尼人民需要“在耶稣中重生”（kelahiran kembali di dalam Yesus Kristus），并学习耶稣勇于维护正义和爱人如己的精神。他也呼吁政府制定反种族歧视的法令，并严格执行。然而，我认为叶添兴所提倡的通过“在耶稣中重生”以达到“心灵净化”的主张也并不实际，因为印尼大部分人民都不是基督徒，他们未必能接受这种主张。

由于叶添兴与萧玉灿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化，前者最终在1960年辞去副主席一职。虽然叶添兴仍保留印尼国籍协商会会员籍，但从此不再活跃于该组织活动。

印尼在1965-1966年发生政变，由军官苏哈多（见图）取代苏卡诺成为新总统。苏哈多政权对华人实施强制同化政策，并催促华人取印尼名字。许多华人为了避免麻烦，都选择给自己和孩子取印尼名字，但叶添兴认为强迫华人取印尼名字是违反人权的政策，也无法解决种族歧视问题。他坚信，华人取印尼名字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地位问题，也不会消除当权者对他们的歧视。

因此，叶添兴坚决保留本身的华文姓名，也不曾给自己的孩子取印尼名字。他的太太陈银清（Tan Gien Khing）也是其中一名不曾取印尼名字的华人。两夫妇育有一子一女，长子名为叶鸿义（Yap Hong Gie，读音为“Yan Hong Ghee”），幼女则名为叶鸿爱（Yap Hong Ai）。

积极为受压迫人士辩护

身为一名律师，叶添兴经常为遭当权者压迫的人士辩护或仗义执言。他在苏卡诺当权时期曾撰文呼吁政府释放遭监禁的政治犯，并为一名被控非法囤积货物的华商辩护，该华商也是台湾国民党党员，而苏卡诺政权是反对国民党的。

政变后，苏哈多政权对印尼共产党（简称印共）和左派人士进行打压，逮捕了无数亲共和亲左人士，其中包括曾在苏卡诺当权时期担任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苏班德里约（Subandrio），而叶添兴却勇于为他辩护。

叶添兴也在1967年为一名被警官敲诈的华商打官司，并在法庭上强烈谴责涉嫌敲诈该名华商的警官，然而，他最终还是输了这场官司。之后，叶添兴突然被指控为亲共分子和涉及印共在1965年9月30日所发动的政变而遭警方逮捕，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状，许多拥护叶添兴的人因而认为警方是因为他之前曾在法庭上谴责涉嫌敲诈有关华商的警官，所以对他进行报复。由于许多人公开声援叶添兴，他在不久后就获得释放。

此外，叶添兴在1970年联同数名律师和社运人成立印尼法律援助机构基金会，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迄今，有关组织已在印尼各地设有分部。

被指怂恿学生示威遭捕

1974年，叶添兴再次因政治因素而遭逮捕。当年许多大学生因不满政府无法解决贪腐、通膨和外资打击国内企业问题，而在日本总理田中角荣拜访印尼时展开街头示威。原本和平进行的示威在特种部队密探的挑衅下而演变成暴动，许多车辆被烧毁，不少店屋也遭破坏，大约有数百人被逮捕。之后，叶添兴前往警局为遭逮捕者提供援助。

不久后，他被指涉及怂恿大学生展开街头示威而遭逮捕，被监禁约1年后才重获自由。之后，叶添兴仍继续为维护法治和人权而斗争，从不因政治压力而作出妥协。

1989年，叶添兴在比利时出席某个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会议时突然肠内主血管破裂，流血过多而不幸去世，享年76岁。

为了纪念叶添兴，其家人好友于1992年成立名为“叶添兴基金会”的非盈利组织，每年颁发“叶添兴人权奖”予积极维护人权的国内人士。

叶添兴已成为印尼法治与人权的象征，他的确是印尼的一代人权斗士。

钟武凌，出生于吉打亚罗士打市，霹雳怡保市长大，2014年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马来亚大学高级讲师。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华裔印尼人在后苏哈多时代印尼的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华人社会，其研究兴趣也包括政治社会学、族群关系以及印尼和马来西亚社会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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