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世界公民

周末的早上，点上白灰与坤坤麻（注1）的印度妇女们专心在斯里马哈玛丽安曼庙 （Sri Maha Mariamman ）外的五角基以及停车场边编制出美丽的茉莉花串。这间位于吉隆坡李孝式路的神庙正门口有一辆专卖生牛奶的皮卡车，虔诚的兴都教徒们到来购买散发出怡人香味的茉莉花，再买包牛奶。在跨进神庙的大门之时，他们弯下腰，恭敬地用右手触摸雕刻精美的石门槛，并触碰自己的额头，以示对神明的虔信与放下自我，因为信徒们即将从俗世进入神明的灵性世界。

欢迎来到吉隆坡现存最早的兴都庙——斯里马哈玛丽安曼庙。也许有人会好奇，茨厂街区一带好像是华人区，必定听说过1857年Raja Abdullah发现烂泥中的两河交汇处，也肯定知道叶亚来（见图）历经三次大劫难都坚持留下发展老吉隆坡的历史故事，但在这座城市刚开埠之时，印度族群到底为何到来？他们为吉隆坡留下了什么印记？这要从斯里马哈玛丽安曼庙说起。

在19世纪初期，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实行土地占有制度，造成成千上万的农民失去土地，在1850年代之后更导致南印度大饥荒。在无路可走下，他们通过“契约制度”（Indentured system）与“工头制度”（Kangany System）有组织地被引进马来半岛，以填补在开垦发展时所需之劳力。据统计，这些印度移民超过80%为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Tamil）人，绝大部分属于最低种姓的达利特（Dalits）（注2），从事低技术的劳作；而来自印度北部的锡克人（Sikh）、马来亚兰（Malayalam）人，来自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等，大多数属于比较高的种姓，从事公共中阶职位或从商等。

烂泥中的穷乡僻镇

印度人到来吉隆坡，大概是1870年代的时候，这里不过是烂泥中刚建立起穷乡僻镇。在当时只有穿越原始丛林与沼泽地带的陆路，或者耗费三天的水路至白沙罗后与牛车陆路接驳的方式。巴生河流域如安邦锡矿业的崛起，在雪兰莪内战（1867-1873年）结束后，华人领袖如叶亚来等准备重建锡矿业，兴建从吉隆坡到白沙罗的交通建设就成了最重要的事项之一。这些建路计划需要大量的劳工，其中包括上述来自南印度的温顺听话低种姓工人。

于是在1874年开始，第一任英国参政司进驻雪兰莪之后，就招聘印度劳工前来建设道路以及政府建筑物。在这期间，各个印度人聚落陆续建立。移民到马来半岛的印度劳工，有两个很重要的文化观念。第一是若没有印度庙，就没有任何聚落或社区是完整的。换句话说，他们不能活在没有神的世界。另一个观念是，任何参与建筑或维修或维持神庙运作的信徒，将会拥有神祗带来的福报。于是初抵吉隆坡的南印度劳工们在修建道路的旁边，以木棚与亚答叶搭建了一间神龛来祭拜原乡的保护神玛丽安曼（Mariamman）。

玛丽安曼是在南印乡下的地方守护神，能保佑健康，为田地带来足够的雨水，同时也能保护信徒不受到传染病如天花，霍乱等的施虐。可以想象，这群贫苦而几乎全是文盲的低种姓劳工，离乡背井展开了艰苦旅程，在拥挤而脏乱的船上环境中饱受各自疾病折磨，他们喃喃祈祷的对象就是来自原乡的神祗——为他们阻挡病魔来袭的玛丽安曼。

抵隆更悲惨的命运

当时，在吉隆坡等待他们的，仿佛是更悲惨的命运。辛苦劳累的工作，在医疗与卫生措施缺席的情形下，拥挤而恶劣的居住环境让疾病如传染病大举进攻。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幸存者看不见未来，酒精与宗教似乎是他们仅有的慰藉。

由于玛丽安曼属于非正统兴都教的乡村神祗，劳工们多以动物作为宗教祭祀仪式的血祭品。在1880年代，印度劳工的领袖Kayarohaman Pillai将神庙搬迁至谐街，并计划扩建，然而在进行之际，他在南印度探亲的路上去世。他的儿子K.Thambusamy Pillai继承其事业，并成功在1888年把小庙扩建成以石砖建成的建筑，把非正统的神祗升格为正统的大女神（Maha Mariamman），并称这是印度教经典中的雪山女神（Parvati），属于兴都教中最多信徒虔信的湿婆派系。

1889年，在他的领导下，这间神庙进行了第一次的圣化净水灌顶仪式，象征以动物血祭的非正统小庙已经转换为以鲜花供奉的正统神庙（注3）。在升格之后，这间原本让修建道路与铁路的低种姓劳工歇息、进行社交活动的神庙，转为 Pillai次种姓的家庙。Pillai属于地主的种姓，与达利特不同，他们在印度原乡通常是有农地资产的地主。

根深蒂固的种姓歧视

笔者认为，从非正统升格为正统神庙之后，原先公开给低种姓的神庙便转为只允许Pillai的高种姓进入，这反映出了当时的印度移民社会的种姓阶级隔阂，即不同种姓之间并无交往。在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达利特，不被允许进入祭拜正统神祗的神庙，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歧视与禁忌随着移民的迁徙，也依样画葫芦搬来马来半岛。

K.Thambusamy Pillai不但是斯里马哈玛丽安曼庙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负责引进第一批印度劳工，以满足当时吉隆坡迅速发展所需的廉价劳力，修建铁道与公共建设。他同时也经营不少生意如投资地产，修建道路工程，咖啡种植业，甚至与当时的华人头家陆佑共同经营万挠的锡矿业。

1889年，他梦见大女神吩咐他寻找圣地，建庙祭拜其子穆鲁干（Murugan）。他于是在1891年寻访黑风洞，认为这就是印度经典中穆鲁干出家修行的圣地，他率领手下开始清理此地，建设梯级，并在山洞内建庙（注4）。隔年，来自南印度的移民开始庆祝大宝森节，由于管理层都在K.Thambusamy Pillai的掌控下，因此大宝森节的起点自然设定在斯里马哈玛丽安曼庙。显然的，他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吉隆坡印度社区最重要的领袖。

印度民族主义的影响

1924年，致力于消除社会歧视的圣雄甘地，在印度呼吁印度教寺庙开放给达利特进入祈祷，同时原乡印度高涨的民族主义影响下，本地印度社区要求神庙管理层开放让所有阶级的印度人共同管理。1930年法院下判管理层应公开给所有吉隆坡印度社区代表负责，而不能由单一种姓家族独揽，至此斯里马哈玛丽安曼庙完全开放，尔后成了吉隆坡，甚至是整个马来亚最重要且最富有的兴都庙。

独立前，印度移民返乡浪潮虽达到高峰，但同时土生印度人数目在总人口中占有越来越多的比例，且趋向定居于此。鉴于吉隆坡有更多的印度人落地生根，处于社区中心的斯里马哈玛丽安曼庙通常是信徒为孩童健康祈福的宗教场所，也是他们进行传统婚礼的地方。为了容纳更多信徒，1966年在Palanivellu Pillai的领导下，管理层决定将老庙拆除并兴建新建筑。

两年后，时任内阁部长以及国大党主席V.T. Sambanthan为新庙奠定基石，请来了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有名的雕塑家设计了五层雕有精彩兴都宗教文化的门塔，同时在1973年重建新庙。管理层当时举办了七天的庆祝仪式，请来了南印度的婆罗门祭司念诵咒语与吠陀经文，多达七万名来自各方的信徒挤满庙宇，只为了瞻仰来自印度圣河的圣水灌顶仪式。这都显示了斯里马哈玛丽安曼庙在马来西亚兴都教信徒的非凡地位。

由于马来西亚的兴都教信徒中，有20%是属于比湿奴派系，因此为了彰显斯里马哈玛丽安曼庙兼容并蓄的精神，并强调其领导地位，管理层也建了祭拜比湿奴大神（Vishnu）的附属庙，让这派系的信徒也归属旗下。

时至今日，这里在大宝森节前是大量信徒涌入参与祭奠仪式以及穆鲁干大神银色战车游行开始的聚集点。由于其策略性地点，它也是众多信徒举行各式传统祈福仪式与婚礼的地方，更是印度社群中人与人之间交往、人与神之间的灵性对话的重要之地。从嗜血的地方神祗玛丽安曼，到慈爱的正统大神雪山女神，从亚答叶搭建的神龛到矗立在首都的宏伟精致建筑，140多年的神庙不但见证了吉隆坡的开埠建设，其转变与发展也与印度移民社会的变迁相互呼应。

注释：

1. 白灰为Vibhuti，是用干牛屎与奶油等烧成的白色粉末；坤坤麻（Kumkuma）是用黄姜粉等混合而成的红色粉末，通常信徒们都点在眉心，象征灵性的启发。

2. 达利特（Dalits，是被排除在印度种姓之外的贱民，另称“不可接触之人”（untouchables），约占印度17%的人口。后来他们改称自己为达利特，意思是“被压迫”、“被践踏”之人。

3. 参考自Kalaiyarasi A/P Gurusamy, Hinduism: The history of Sri Maha Mariyamman Kovil Devastanam, Class Exercise , Jabatan Antropologi dan Sosiologi, Universiti Malaya 1987/1988.

4. 参考自 Sacred Structures: Artistic Renditions of Hindu Templ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 pg 35

曾慧玲背包十年，以出走当生活。记录旅程的方式，就是听当地人说故事——多段“听见”，编成我的世界人文地图。